为什么说雅典民主政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0-18 17:39:08

民主制本质上是一个特定环境下出现的最优机制，一旦扩大，就会收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干扰。
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可以说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开创者之一。然而，英国统治了印度几百年，到二战之后印度却无法维持民主制度，只能被迫搞印巴分治。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印巴之间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非常剧烈。假设说今天的印度没有分裂，那么今天的印度将有大概17亿人（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而其中6~7亿是穆斯林，7~8亿人是印度教徒。
在这种形式下，如果搞全民普选，那国家就什么都别干了。到时候，穆斯林出身的候选人会极力维护本宗教的利益，印度教出身的候选人亦然。但偏偏二者的族群人数又大致相等，这样的国家要是爆发起宗教冲突，那可真是血流成河，
让印度没有出现这种危险的前提，就是印巴分治。在印度，穆斯林人口占少数，而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穆斯林人数占多数。这样，至少主体民族和教徒的利益能得到保障，社会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民主才是有可能的。
同样，美国打败了伊拉克，却让自己越陷越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想把伊拉克打造成中东地区的民主样本。然而，伊拉克的穆斯林的主体是什叶派，伊朗穆斯林的主体也是什叶派。
如果按照全民普选制度来走，伊拉克选出来的必然是什叶派领导人，这等于让伊朗捡了现成的便宜。
而现实中最好玩的地方是，之前美国一直撺掇搞事的库尔德人其实是逊尼派。如果一部分库尔德人真的在伊拉克的国土上建国，那就意味着伊拉克国土上什叶派的人口比例还会进一步增加，到时候什叶派的执政会更加稳固，“什叶派之弧”也就更难打破。真因为如此，所有才有人说2000年以后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是在帮伊朗扩大影响力。这话倒也不完全是瞎说。
放到中国来，有些情况可能也会出现。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中国南方人——特别是广东、福建等地区的人宗族观念非常重。那么假设某市最主要的宗族是张氏宗族，而张氏宗族在本地的死对头是王氏宗族。如果有一天搞市长竞选，王氏宗族族长的能力远在张氏宗族的候选人之上，那么张氏宗族有没有可能依然会投给自己宗族的人呢？
就算可能性不是100%，70%的可能性总有吧？
反过来说，日本之所以能在近代迅速实现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议会选举也没有民族、宗教冲突的影响。一旦上层制定了发展政策，下层就很容易将其高效执行，从而展现出比欧美更高的行动效率和发展速度。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制度本身来说，民主制度下可以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但利益群体之间不能有重大的或者根本性的利益差异。如果要有，那么就一定要有一个有全面掌控力的主要利益群体，可以确保即便局面出现恶化，也能够维持国家不致分裂或陷入内乱。在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下，符合这个要求的只能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一旦国家领土规模扩大，很多国家就只能采用君主制或其他方式来维持国家的运转。
当然，在现代社会，只要确定好民主制的适用范围，也是可以搞的。比如最近十几年中国搞得乡村村民直选，也是一种基层民主。虽然说目前来看搞得并不理想，但不管怎么说，基层社区人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基层民主的成功概率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基础上，基层民主可以进一步扩大。
总之，民主不是万能的，而且民主跟国家的大小并没有太大关系。中东地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日本，但日本的民主改革却要比中东国家成功的多。特别是对于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问题十分严重的国家来说，民主制更是当之无愧的炸药包。
另外，再多说一句，今天被视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未来几十年内收紧亚、非、拉美地区的移民政策大趋势应该是不会变的。否则，等到2050年前后，美国国内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是有色人种的时候，现有的美国民主制度将无法保障WASP们的利益。也许美国仍然将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权存在，但对于五六十年后的后人来说，他们可能会亲眼看到现行的美国民制度的破灭。

温雪1013 · 2021-10-19 04:18:05

民主制本质上是一个特定环境下出现的最优机制，一旦扩大，就会收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干扰。
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可以说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开创者之一。然而，英国统治了印度几百年，到二战之后印度却无法维持民主制度，只能被迫搞印巴分治。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印巴之间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非常剧烈。假设说今天的印度没有分裂，那么今天的印度将有大概17亿人（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而其中6~7亿是穆斯林，7~8亿人是印度教徒。
在这种形式下，如果搞全民普选，那国家就什么都别干了。到时候，穆斯林出身的候选人会极力维护本宗教的利益，印度教出身的候选人亦然。但偏偏二者的族群人数又大致相等，这样的国家要是爆发起宗教冲突，那可真是血流成河，
让印度没有出现这种危险的前提，就是印巴分治。在印度，穆斯林人口占少数，而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穆斯林人数占多数。这样，至少主体民族和教徒的利益能得到保障，社会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民主才是有可能的。
同样，美国打败了伊拉克，却让自己越陷越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想把伊拉克打造成中东地区的民主样本。然而，伊拉克的穆斯林的主体是什叶派，伊朗穆斯林的主体也是什叶派。
如果按照全民普选制度来走，伊拉克选出来的必然是什叶派领导人，这等于让伊朗捡了现成的便宜。
而现实中最好玩的地方是，之前美国一直撺掇搞事的库尔德人其实是逊尼派。如果一部分库尔德人真的在伊拉克的国土上建国，那就意味着伊拉克国土上什叶派的人口比例还会进一步增加，到时候什叶派的执政会更加稳固，“什叶派之弧”也就更难打破。真因为如此，所有才有人说2000年以后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是在帮伊朗扩大影响力。这话倒也不完全是瞎说。
放到中国来，有些情况可能也会出现。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中国南方人——特别是广东、福建等地区的人宗族观念非常重。那么假设某市最主要的宗族是张氏宗族，而张氏宗族在本地的死对头是王氏宗族。如果有一天搞市长竞选，王氏宗族族长的能力远在张氏宗族的候选人之上，那么张氏宗族有没有可能依然会投给自己宗族的人呢？
就算可能性不是100%，70%的可能性总有吧？
反过来说，日本之所以能在近代迅速实现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议会选举也没有民族、宗教冲突的影响。一旦上层制定了发展政策，下层就很容易将其高效执行，从而展现出比欧美更高的行动效率和发展速度。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制度本身来说，民主制度下可以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但利益群体之间不能有重大的或者根本性的利益差异。如果要有，那么就一定要有一个有全面掌控力的主要利益群体，可以确保即便局面出现恶化，也能够维持国家不致分裂或陷入内乱。在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下，符合这个要求的只能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一旦国家领土规模扩大，很多国家就只能采用君主制或其他方式来维持国家的运转。
当然，在现代社会，只要确定好民主制的适用范围，也是可以搞的。比如最近十几年中国搞得乡村村民直选，也是一种基层民主。虽然说目前来看搞得并不理想，但不管怎么说，基层社区人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基层民主的成功概率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基础上，基层民主可以进一步扩大。
总之，民主不是万能的，而且民主跟国家的大小并没有太大关系。中东地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日本，但日本的民主改革却要比中东国家成功的多。特别是对于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问题十分严重的国家来说，民主制更是当之无愧的炸药包。
另外，再多说一句，今天被视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未来几十年内收紧亚、非、拉美地区的移民政策大趋势应该是不会变的。否则，等到2050年前后，美国国内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是有色人种的时候，现有的美国民主制度将无法保障WASP们的利益。也许美国仍然将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权存在，但对于五六十年后的后人来说，他们可能会亲眼看到现行的美国民制度的破灭。

执爱风云风e · 2021-10-19 08:07:46

@子木年华的回答实际上完全没有抓住重点而且有很多错误。
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古代氏族大会的延续，而这种氏族大会在各种民族发展的初级阶段都存在过，比如草原民族的忽里勒台，黄帝时代的“四岳”，维京人的议事会（Thing）等等。现代的民主思想家和采取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把这些原始的议会作为自己民族民主制度的起源，譬如蒙古国的议会叫大呼拉尔，冰岛议会叫Alþingi（冰岛的Althing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议会机构），但是它们终究受制于时代而只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很快就被君主制取代了。因此用这些原始民主制去论证“民主”比“集权”更先进或反驳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代民主制与之相差甚远。
雅典民主政治存在于雅典城邦，即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为舞台，用罗伯特·达尔的话说，雅典民主政府“是由所有赋予了参选资格的公民集合而成的”，公职人员由抽签选举产生，且公职是义务而非权利。至于小国寡民就很容易理解了，罗伯特·达尔的《规模与民主》一书充分研究了为何直接民主制无法在人口庞大的地区内实行，因为随着人口增加，每个人在政治系统中发挥的效能呈现下降以至于到无效的地步。在古代受制于通信和交通技术的落后，直接民主制只能在雅典这样的小国实行，反例就是罗马共和国。
希腊的公民身份和民主权利，就像 @郭华所说，“是每个人都必须投票”，用法国学者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的说法，希腊人的自由是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是对“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的保障。雅典公民分享主权，参与整个城邦的社会政治治理，政治与公民的生活充分融合；而现代人所在的国家多数实行的是与雅典民主极其不同的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不强迫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而且保护人们保留私人空间不被政治打扰的自由。
@子木年华回答的最大问题是混淆了“集权”与“民主”两个概念，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对立的词汇，集权与分权，民主与专制才是对立的概念。自然网络上很多人也是分不清这些概念的，不过这也是当下政治学教育缺失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我们先不去讨论“什么是民主”，而是如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所说，我们都知道“民主不是什么”，萨托利认为民主的对立面是“一人独裁”，而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进行统治，没有人可以自我获取不受限制和无条件的权力”。换言之，统治的公权力需要授权。在古代社会，专制统治借由传统来实现，而在现代社会，统治的公权力来自人民主权。
在现代国家，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国家几乎不存在（比如沙特，它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充当橡皮图章的议会和进行一次装模做样的选举），大多数国家都会采纳一整套民主制度如宪法、议会等来突出统治集团管理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权。“中央集权制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是政府组织结构的一种形式，它与追求民主并没有冲突”里，中央集权指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但是央地关系最上位概念是单一制（英国、法国、中国）与联邦制（美国、德国、俄罗斯），在单一制里存在中央集权型与非中央集权型两种类型，现在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了。
关于民主制度我推荐题主去读一读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这是一本通俗又有深度的书，至少比知乎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水平高很多。

十二月的新娘嘉 · 2021-10-19 09:39:19

“小国寡民”是一个含义极其模糊的概念。题主的问题描述里，还多引用了一句描述“雅典的民主政治非常原始，继承了原始社会的许多民主习惯，是小国寡民的产物”，这句描述就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雅典是一个古希腊城邦，而所有古希腊城邦的共同特点是面积小、人数少。一座城邦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而解决城邦人口过多的办法是分出一部分人口开拓新城邦。这是希腊（也包括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的气候、地理、农业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构想，一个理想城邦的公民人数是5040人，这个数字包含了各种理想化的考虑因素，但也多少反映了现实情况。这种城邦-国家、城市国家的形态虽然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在西欧历史上却作为一种常见的政治体存在了几千年。雅典，以及布匿战争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汉萨同盟中的吕贝克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维持到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等等，都是相当发达的政治体。“小国寡民”或者原始社会这样的描述并不是对这些城邦-国家/城市国家的适当概括。
说回古希腊，之前好几个答案都提到了，雅典采用的是直接民主制度，而且因为直接民主制度要求公民直接且频繁的亲身参与国家的各种政治活动，比如在公民大会上就政治事务表决、充当司法审判的陪审团等，所以直接民主制必然只能适用于面积小、人数少的城邦。但是可以补充说明的是：
1 直接民主制依赖于城邦国家，但是并不能反过来说，城邦国家只能搞直接民主。城邦·国家的另一特点是可以适用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亚里士多德在整理古希腊一百多座城邦的政体后，归纳出了三种典型的政体模式，也就是我们所熟知“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而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一些古希腊人还认为一座城邦会随着历史在三种政体中循环。无论是少数人统治的制度还是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这些城邦的政治制度是可以人为设计和确立的，并非懵懵懂懂地继承某种古代的制度。在古希腊，的确有继承古代制度的事例，比如斯巴达和克里特都号称自己的法律来自于一个非常古老的立法者，并且以自己的古老法律而自豪。但是更多城邦的政体是刻意设计或者刻意变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记载了许多因为战争结果而被迫修改政体的例子。
2 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并不来自于某一个古老的立法者，而是来自于历史上多次改革。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立法者和改革者包括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等。这些改革无不用人为设计的制度和规则取代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原本的法律或者习俗，甚至是刻意打破原有的“天然纽带”。到亚里士多德书面记载雅典的政治制度时，这个制度是一套非常精巧和繁复的制度，包含如何进行抽签、各种官职抽签程序有何差异，各种官职的职责是什么、如何轮换又如何进行审计等各个方面。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一种原始的制度。

玉蝶1 · 2021-10-19 20:36:07

“小国寡民”是一个很直观的描述，却也是脱离历史背景的描述。从现在人的角度看，面积4000平方公里、鼎盛人口30-40万的雅典是典型的“小国寡民”，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则不然。鼎盛时期的雅典，论经济，占有阿提卡和塔索斯两大银矿，遍及整个爱琴海的提洛同盟城邦均向其提供献金。论影响，许多提洛同盟城邦的精英青年都会在雅典接受教育，成为雅典在各地的代理人。而在军事实力方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雅典可以装配一支拥有300艘三列桨战舰、6万名水手的舰队，并拥有32000人的陆军，以及随时可以从广大的海外领土招募的盟军和雇佣兵。如此实力，在古地中海的任何时期都可称得上是大国。国土虽小，国力却不然，而寡民则更是和历史现实相反。
况且，比雅典更加“小国寡民”的城邦所在多矣，如果小国寡民是民主制的成因，那么民主制城邦应该在古希腊遍地开花才对，而实际上小邦的政体五花八门，少数值得一提的民主制城邦（4世纪的）底比斯、（前5世纪后半叶的）叙拉古则都是地广民强的大国。相应的，雅典国力臻于鼎盛的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也恰恰是她民主制度的巅峰，而在雅典国力式微的公元前4世纪，其民主制度也随之逐渐衰退，滑向寡头制。纵览雅典民主从萌芽到鼎盛的前6-4世纪，雅典的国力和民主制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理论将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纳入到民主化进程的轨道中后，这一趋势则更加明显。“小国寡民”成因论在现在的西方史学界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国内谈的较少的僭主政治、重装步兵、海军发展则得到了重新发掘和阐释。
僭主与民主，公元前560-510
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开启了雅典民主化的道路。从直接结果上看，梭伦留下的是一个内乱的雅典，且随后雅典便迎来了独夫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故而传统的历史叙事大多把梭伦改革定性为“失败的”，而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更是对民主赤裸裸的破坏。但是随着对僭主政治的深入研究，目前不论是梭伦改革还是庇西特拉图僭政，其评价都已有所回升。原因就是，尽管僭主政治让个人权威凌驾于整个城邦，但由于此前城邦的权力大多掌握在王族或贵族的手中，故而僭主专政的最大、直接受害者是贵族，而平民百姓的地位却有了改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历史上首次向农民发放农业补助，Millett认为这一行为让雅典乡下的农民们摆脱了对当地领主的依附，而在经济上更加独立，故而损害的是贵族和地主的权威，平民的境况却因此得以好转。此外，设立巡回法庭等举措亦有助于打破地主和贵族的权力垄断，改良市政工程也提高了民生水平（市政工程似乎是僭主的一种爱好，萨摩斯的希波克拉底也以他的引水渠知名）。种种政策，均有助于降低各地平民对地方贵族的依赖，促进整个阿提卡向统一城邦国家的转变，由此为后来克里斯提尼彻底打破基层部族结构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故而从梭伦到庇西特拉图，打破血缘纽带、改善平民境况、加强中央权力（此处中央与地方对立，而原有的地方权力结构则有利于贵族）的方向是始终统一的。而在他治下，雅典也从内乱中走了出来，并通过庇西特拉图时代各僭主之间的政治联系，成功扩大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此外，庇西特拉图在受到放逐期间对殖民地的经营也是雅典海外势力扩张的起点。
重装步兵，约前7世纪中叶开始
于此同时，重装步兵在公元前6世纪的流行也促进了民主化。早期古希腊战争依赖战车和骑兵，装备这些兵种所需要的巨额财力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平民只是辅助力量。此后，古希腊农业经济逐渐恢复，自耕农的经济实力上升，虽然养不起马匹，但却足以置备重铠、大盾和长矛，武装起来的平民结成方阵，便拥有了克制贵族骑兵的能力。重装步兵的普及让有产平民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地位一并提高，这赋予了他们更大的政治影响，并成为城邦潜在的力量来源。然而，要想激发他们保卫城邦和产业的欲望，单凭僭主制是不够的，僭主们为了压制城内的反对派更倾向于使用卫队和雇佣兵（这也是6世纪僭主政治盛期古希腊较为“和平”的原因，因为仅凭他们可依仗的武装力量，各地僭主都缺乏发动侵略战争的实力和决心）。
前510年，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被推翻，克里斯提尼随后进行改革，不仅在仪式上肯定反僭主的行为，而且还出台了陶片放逐法以防僭主复生。此外，他还打破了原有的氏族政治结构，并实行公职抽签担任。这些举措同时打击了僭主和贵族，平民的政治话语权前所未有的扩大，也解放了重装步兵队伍的战斗力、战斗意志和动员能力。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雅典的初步强盛，不仅收复了萨拉米斯岛，而且击退了热衷于在全希腊拥立寡头的斯巴达人，直接捍卫了民主改革的成果。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是重装步兵的重要胜利，此役波斯军队携雅典的老僭主西皮厄斯一同到来，故而这场胜利也因重装步兵战胜僭主而格外具有象征意义。
海军“暴民”，公元前483
不过，能置办的起重装步兵武装的公民已经是雅典的中产阶级，蜗居城内的大量贫民的影响力依然有限。前490年雅典人口估计已达20万，但马拉松战役拉上战场的却只有1万人，远未达到全民动员的效果。但在公元前483年，雅典人发现了劳里昂银矿，时任执政官的地米斯托克利建议用这笔钱创建海军。此时腓尼基人发明的撞角战术已经传播到希腊，海战由“甲板上的陆战”，转变为舰船冲撞，水手因此更为重要。城市中无产的贫民因而被动员起来，成为雅典海军的水手，在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战胜了波斯人。这被广泛认为是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 作为一种对雅典霸权的通称，而不是涉及对政体的描述）的起点。雅典人从此取代埃吉那人和科林斯人，成为希腊世界最大的海洋霸权，而此前在战争中毫无地位的贫民阶层，则一转成为雅典帝国的立国基石，在城市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至前5世纪60年代，在针对贵族和传统权力的斗争中，贫民与有产平民产生了合流。此时雅典掌权者为贵族派的西蒙，他此前凭借战功以及对平民的优待态度驾驭城内平、贵两股势力，但随着雅典海洋霸权的逐步确立，贫民阶级也逐渐产生了自身的组织、政治倾向与参政欲望。最终，从厄菲阿尔特到伯利克里，二者在先后放逐西蒙和修昔底德之后，终于建成了全民参政的雅典政治体系，也就是一般认知里的“雅典民主制”。这时雅典的国力也臻于鼎盛，虽然在领土上并未有显著扩展，反而还面临多个方向上的挑战，但所谓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同时应付多条战线上的压力，往往比开疆拓土时需要维持更大规模的部队，雅典在厄菲阿尔特改革后能够不断以充足的人力和战斗意志去维持自己已有的边界线，与其通过民主改革，不断扩大分享政治权力的群体是密不可分的。
由此观之，同“小国寡民催生民主”的传统观点相悖，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国家扩张、人民承担义务和获得权力的能力交替上升的基础之上的。相反，那些稳定在“小国寡民”状态下的城邦，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反而容易止步于僭主制、寡头制，形成统治者依赖卫队、佣兵，压制平民派的情况。究其原因，小型的部落、村落中确实易于保留原始的民主制形式，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城邦国家会自动因规模小而形成民主。相反，城邦国家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区域性霸权压制、吸收其他村落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往往导致在军事、经济上地位较为优越的贵族或军功团体崛起，普通平民反而会遭到新兴政权的压制。幸而随着重装步兵和海军的崛起，古希腊军队对此类“群众力量”的依赖越来越深，此时“扩张”与“民主”的关系便发生了倒转：国家越大，对军事力量的需求就越多，这种需求并不仅是停留在经济等间接领域，而是要求直接将更多的国家领民转化为战士。如此一来，在军事领域承担国家义务的团体便不断增加，而承担义务后，他们对于行使国家权力时便有了更大的欲望、需求和正当性。这时势力的扩张反而会促使民主力量的崛起，从阿尔戈斯到科林斯，再到斯巴达、雅典，以至底比斯，这些爱琴海全域或区域性的霸权城邦的政治史均体现了这一过程。“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这样的论断，越来越像是一种以现代观念，返照古代历史而得出的结论了。

仰望星空246 · 2021-10-20 06:37:28

这个问题下的诸多回答暴露了我国希腊史教育与学术前沿严重的脱节，某高赞答主本质复读18、19世纪欧洲人，尤其是保守派学者的历史发明毫不自知，真是把我给看笑了。
<hr/>先说结论，把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尤其是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当作雅典本身与民主制的巅峰时期是一个充满时代局限与先入为主的结论，近现代的欧洲人在为自己的政治体制寻找古老的合法性的时候发现了共和罗马与5世纪的雅典，于是就造成了对两者的过分关注和对元首制和公元前4世纪及之后的忽视及贬低。格罗特那本终于前404年煌煌12卷的大部头就是这种dssq的典型代表。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一方面在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还未完全建立，这些“历史著作”更多地是对传世文本的摘抄与转写，而涉及前5世纪末及之后的传世文献大多都是由对民主政治或雅典本身持敌视态度的人所撰写的，比如修昔底德、柏拉图这种寡头派、色诺芬这种知名的亲斯巴达派。另一方面在于，前五世纪的爱琴海基本上是一个雅典与斯巴达独大的世界；但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忒拜/贝奥提亚同盟、马其顿纷纷登上舞台、拜占庭、罗德岛等新兴城邦也成为爱琴海的一支力量、还有时常插手的波斯；前四世纪的雅典比前五世纪的经济更加繁荣、码头里的战舰更多，但是爱琴海不再是雅典人的海了。这种混沌与不稳定性造成了雅典作者的悲观态度，而传世文献大多出自雅典人或长期居住在雅典的人之手。
简而言之，历史学界已经基本抛弃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是一个停滞、黑暗的世界。就拿民主制度来说，前五世纪许多的爱琴海城邦的民主制是雅典强力推行的结果，但到了前四世纪，像忒拜这种传统的寡头制城邦和罗德岛这种新兴城邦都自发地走向了民主制。民主制在缺乏雅典武力的情况下在爱琴海蔓延开来。同样，公共生活的专业化也从公元前4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推进，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军事、民事官员逐步由抽签改为选举，民主制始终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前5世纪远非其巅峰。
当然，这并不妨碍“公元前404年之后无城邦”、“暴民政治”、“僵化的民主制”这种历史神学被一遍又一遍地拿出来为某些人的政治立场张目，我这里得给各位坚持雅典因民主制迅速衰落的人士提个醒，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惨败之后逐渐恢复元气，到喀罗尼亚战役仍是爱琴海的重要势力，到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仍有着相当的地位。而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之后就一蹶不振，希腊化时期沦为三流城邦，到罗马帝国时期只能作为旅游景点供人凭吊。这可能就是寡头制的优越性吧。
回到题主的问题，雅典民主是小国寡民的民主吗？这个得看跟谁比，30万人口、3-4万成年男性公民的雅典在希腊绝对不算小邦了。和亚历山大、继业者、罗马人的帝国比呢，算。和现代国家比呢，算，但有比较的意义吗？当代人口上亿的国家在2500年后（可能存在的）星际帝国比起来大概也是小国寡民了吧。雅典民主原始、落后吗？还是得看跟谁比。雅典确实有大量奴隶，拥有政治权力的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这和一千多男性公民统治十万黑劳士和皮里阿西人的斯巴达比起来，孰优孰劣呢？和君主制的波斯、埃及、近东比起来，孰优孰劣呢？除了劳琉姆银矿里的奴隶之外，大部分雅典奴隶至少还活得下去，有的甚至在外表上和公民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伪色诺芬《雅典政制》），这和每年对黑劳士搞合法谋杀的斯巴达比起来，孰优孰劣呢？民主制对苏格拉底搞政治清算的时候至少还走了法律程序，这和血腥镇压民主派的阿尔戈斯寡头和雅典三十僭主比起来，谁先进、谁原始呢？
参考文献：
保罗·卡特里奇主编：《剑桥插图古希腊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保罗·卡特里奇：《实践中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
M. I.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摩根斯·赫尔曼·汉森：《德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结构、原则与意识形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约翰·R. 黑尔：《海上霸主 : 雅典海军的壮丽史诗及民主的诞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西蒙·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第四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
Lewis, D. M., John Boardman, Simon Hornblower and M. Ostwald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The Fourth Century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瘦瘦的老水煽 · 2021-10-20 17:30:04

雅典的民主制的确立经过以下几个关键的节点：
1.梭伦改革（594 BC），划分公民的阶级，规定每个阶级权利义务，设立400人大会削弱战神山议事会（类似于由贵族控制的元老院）的权力；
2.克里斯提尼改革（508BC），重划行政区，把几个大区变成众多小区避免（希腊版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消除地方势力，避免权利由大家族控制，设立500人大会取代400人大会进一步稀释权利，设立陶片放逐法，定期清除势力过大的“危险分子”；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平民的参政机会变得越来越大；
3.希波战争末期的艾斐烈特改革（462BC），战神山议事会被剥夺了除宗教事务外的权利。至此，雅典才实现了完全的直接民主。
如果以这时的雅典民主来讨论，此时雅典的民政机构主要有三种：
1.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实际上是一个集行政，司法于一体的机构，雅典的制度没有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概念。公民大会每年召开40次，出席人数大概在4000到5000人，一些重大决定一般要6000人以上。雅典公民不论贫贱富贵，不论身份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雅典会给每个参加公民大会的人发放一定的津贴。公民大会的人数很多，占成年男性公民数（30000~60000人）的10%以上。公民大会投票超过多数才能通过，只能投赞成或反对，不能弃权；
2.5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具体的决议和法案执行事宜。其人员构成由每个部落随机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一个人一生不能担任超过两次以上。如果任期内有违法行为，将被公民大解除职务；
3.法庭，法庭的主要成员是候选审判员，由6000人构成，这6000人由抽签产生，任期1年。每次法庭参与人数不等，少则100人，多则1000~2000不等。法庭每年开庭次数比较频繁，一年差不多除了召开公民大会和节庆的日子，都会有法庭开庭。
再说雅典的公职人员是怎么产生的。雅典的公职主要由三类方式产生，抽签，投票，任命。就军事类职务而言，一般由投票产生。比如，将军负责征兵打仗，总领军政，任期一年，可以连任，每一任选出10人。大部分行政类公职由抽签产生，比如执政官，任期一年，不可以连任，每一届10人。执政官可以任命自己的助理，类似秘书之类。雅典人认为，抽签，很短的任期，国家公职人员来自于人民，一个职位由多人担当，这些都可以确保权利一直属于人民，不会被任何人垄断。与政治不同，军事得由专业的人来做。
现代人往往没有搞清楚雅典民主的精神内核。在雅典，积极参与政治事务被视为作为城邦公民的责任，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投票”，而是“每个人都必须投票”。投票不仅是公民权利，更是公民义务。追求个人自由，不参与政治事务会被认为缺乏公民素质并治罪。
可以看出，雅典民主的十分依赖于普通大众参与国家政治事务，雅典人看来，从政并不需要专业的素质，谁都可以做；而且，政治活动相当地频繁，大部分人参政都是兼职，会很大程度上地挤占公民参与生产活动的时间。雅典民主的各种性质，导致了一旦国家体量变大，行政成本会变得巨大，也使得决策难以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假如某一天大清实现了雅典式的民主。那么，大清国库负担的起全国10%的人的进京路费吗？你说我家住太远了，就不去投票了，或是让别人代投票，你很可能被抓起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变成只有北京城里人才是大清人，因为非北京城里人都被开除出大清国籍了。所以，雅典的民主基本上只能在城邦式的国家才能运转良好。
同意@姜源这个说法，&#34;直接民主制依赖于城邦国家，但是并不能反过来说。&#34; 在上面我只讨论了前半句。雅典民主制的确立是由一系列的改革推动的，它并不是来自于古代传统的遗留，也不是一次两次的顶层设计的结果。这其间，公权力由被少数人垄断，到扩大范围，最后向全体人民开放。雅典的民主制放在整个古希腊世界里，也属于一个创举，是绝对的异类。伯里克利在将士葬礼演说上说：“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雅典式民主只适合在城邦国家实现，但反过来说城邦国家并不一定会实现民主制。比如，斯巴达是寡头制，或者说它是混合了各种制度特色的寡头制，它有国王（君主制），有元老院（贵族寡头制），有公民大会（民主制）；科林斯经历过君主制，寡头制，从生到死都没有实现民主制；马其顿一开始也是城邦，到它成为帝国都没有产生民主制；罗马虽然学习了雅典的法律，它也没有实现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小国寡民是雅典式民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参考：
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王绍光)
Athenian Democracy Development

2021-10-21 02:20:27

如果雅典是人口千万幅员辽阔的某国，某天打算陶片放逐苏格拉底。按照人口比例，花半年从各地拉来120万名公民（误）贵族（√）代表。。。。将首都所有陶器店全收购来砸碎。全首都居民上交食物供给。。。。用了两百天时间唱票，投票队伍排的太长，史称希腊八英里。我估计苏格拉底等不到出结果就饮毒自尽了。。。。。
（我记得陶片放逐法是6000人参与，数学不好比例可能算得不对）

依世晨缘依z · 2021-10-21 10:03:53

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说，其实更合适的应该叫做城邦政治，这种简化的论述是完全OK的呀~
雅典的民主政治准确的说是城邦（polis）政治的产物，而城邦一般是小国寡民。当时希腊人相信，像现在的民族国家（state-nation）一样大的政治秩序与完整的人类生活所不容。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要通过政治行为才能实现“公民”的生活，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的统一必须在城邦政体中才能得以实现。
这里的城邦是指的依托一个城市所建立的政治体，而与之对立的政治体不是现在的民族国家，而是斯多葛学派所论述的世界都市（Cosmopolis）。世界都市指的是每一个人，不论民族和宗教，都依靠共通的人性生活在一个广阔政体中，通过统一的法律来进行管理。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在主张普世帝国的政治理念，无怪乎斯多葛学派成了罗马帝国的御用哲学。这两种政治哲学的分化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古希腊人对于世界认知的变迁，也就是从希腊本土的狭小城邦到希腊化世界的广袤王国。
亚里士多德倾向于城邦政治，主要还是源于当时以城邦政治为基础的希腊人国势强盛，所以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其他人是野蛮人，由此推导出来希腊城邦政治的优越性。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第一部先从土地囊括整个土耳其的吕底亚王国崛起写起，本来吕底亚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们斗来斗去，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则征服了一大片沿海希腊城邦，然后就被波斯秒杀了。。。。然后到了希波战争，而在当时希腊人的世界观主要组成就是一个囊括无数文明的波斯帝国和爱琴海沿岸的一些希腊城邦。所以当时吕底亚被波斯人轻松征服，对于希腊世界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震撼。
然而之后的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少胜多，之后色诺芬的万人雇佣军在波斯境内如入无人之地，斯巴达王阿格西莱二世率领一支万人军就能在波斯境内征战（烧杀抢劫）三年。波斯人就被希腊人观感中成了费拉不堪的典型，只能靠黄金收买敌人搞搞阴谋诡计了。所以希腊人自然推理出城邦政治的优越性，横扫世界的波斯人都不是希腊人的对手，那希腊体制当然是翘楚了。希腊人进一步分析认为希腊的政治优越性在于希腊人顺应了政治本性生活，有着“公民”的自由，而不是像波斯人一样受遥远中央的管理，是野蛮的”臣民“，所以人人参与政治的公民社会才是文明的根本。
但是斯多葛学派的创始者季蒂昂的芝诺（前335年－前263年）生活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已经建立起从东地中海到遥远印度新疆的广阔帝国，希腊本土的城邦早就成了不入流的政治实体了，自然没有所谓的优越性了。在当时整个希腊本土的城邦联合起来也就勉强抵挡住马其顿王国的吞并，和塞琉古、托勒密这些大国比起来就更说了。到了罗马帝国崛起，当时普遍认为罗马一个国家就占了世界一半以上领土，是真正的”世界帝国“，也需要解释为什么罗马人能被团结在一起。所以斯多葛学派认为世界有着自然的秩序，人人都可以通过理智认识，这种认知的表现之一就是自然法，通过一部统一的法律可以管理所有公民，也就超越了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

在我们确定雅典等古希腊政治实体的政治秩序本质上是城邦政治后，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种直接民主制度。
在当时希腊世界有大概上千城邦，但是多数城邦大概只有1000公民左右，著名的大型城邦大概可能有20000公民左右（如科林斯和底比斯）。然而鼎盛时期的雅典人口30万以上，大概有6万男性公民，在整个希腊世界应该只有叙拉古大概达到了同一规模。从当时的希腊人来看，雅典简直是希腊世界中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
雅典作为提洛同盟的领袖，依靠着强大的海军，掌握了大概150个以上个爱琴海沿海城邦的财源，并且对这些城邦内部有一定的控制权。在历史上，我们知道雅典人通过宣传城邦平民夺权，来培养了一批支持雅典的同盟。但是这种控制权是有限的，雅典也不力求控制各国内政以组成一个联合政治实体，仅对剥削盟友以维持雅典的霸权感兴趣。所以雅典从来没有想要像罗马人一样试图通过发放公民权，来将其他城邦逐渐纳入罗马人的管辖之下，也就无法超越城邦政治的极限。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惨败并失去了对希腊世界的支配能力。在这次战争中，雅典的民主制犯下诸多错误，最著名莫过于十将军审判案。当时是雅典10位将军率领海军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但是因为没有救助落水水手而被审判处死，苏格拉底也因为提供辩护而被处死。因为雅典直接民主的混乱，在长达两千年中雅典民主一直是被认为是极其负面的政体。
直到启蒙时代为止，西方人的认识都是，超越城邦的国家必然会导向实际上的君主制（荷兰共和国本质上也是奥兰治亲王的君主制）；限定于城邦政治，最优的制度是罗马的共和制，其次是斯巴达和威尼斯的寡头制，再其次就是各类其他失败政体了，而雅典的民主制就被认为是最后一类。所以，雅典的民主制度长期是被认为是极其负面的。我们政治史上第一个主张”多数人统治“的是卢梭，也就是在19世纪以后，雅典的声望才随着现代代议制民主流行而逐渐高升。
不仅如此，在希腊时代中，雅典人被认为是非常保守的。雅典人不仅仅处死了著名的苏格拉底，还曾组织了对知识阶层的长期迫害，例如雅典人曾经禁止对自然科学和天文学进行研究，实际上古希腊的相当于的科学研究是来源于小亚细亚东部和地中海的希腊城邦的。
雅典曾长期保持文化中心地位，得到现代人更多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当时进行写作的主流语言是雅典亚提克方言，这和雅典本身政治制度是否优越关系很小。伯罗奔尼撒地区和大希腊使用的多利克方言是十分粗糙的，即使叙拉古、斯巴达和科林斯这些城邦也是当时希腊世界中的巨型国家，但是仅仅限于沟通作用。斯巴达甚至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大量的支持寡头制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没有使用斯巴达人的多利克方言进行写作。而雅典则是亚提卡半岛地区最大的城邦，自然享受着文化独尊的成就。另一种常用的方言是爱奥尼亚方言，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随着希波战争崛起，雅典作为希腊的首邦崛起并且小亚细亚被波斯人挤压，所以大量爱奥尼亚人希望移居雅典进行创作。最终这些因素都导致，大量古希腊的历史和科学创作都与雅典相关联，所以使得雅典作为一个城邦长期维持了重要性，而斯巴达等曾经辉煌的城邦现在已无踪迹。
但是这不代表这些以雅典亚提克方言为写作语言的思想家赞同雅典制度，古希腊大多数思想家都对雅典制度缺乏认可。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一种依靠“理智”来划分阶层进行统治的——也就是寡头制；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是一种结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制度——也就是共和制（接近罗马的制度）。色诺芬和修昔底德都是保守派，更推崇斯巴达的制度。所有著名古希腊人中，只有希罗多德是支持雅典的民主制的，因为希波战争中雅典人取得了关键表现和之后雅典实现了希腊本土的霸权。其他支持雅典制度的古典作家一般名气更小并且成就也更低，如德摩斯梯尼。
另外，随着国家治理模式发展，统治机构中形成了大量贵族式的政治结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官僚制“。官僚制本质是一种有自我认同的贵族政治，是一种在政府中保持团结和稳定、分享特权的统治集团。存在官僚制的地方，只能存在非直接的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因为大量的权力都转移到了不受民众控制的一群官员手中。
而雅典能采取直接民主制度是因为其本身不存在官僚人员，也就是没有专职从事政治的人员，自然是可以建立公民进行政治活动的政体。但是我们现在的政体都存在着流程化办公的指令系统，从根本来说是无法建立直接民主的。

心静自然_靓 · 2021-10-21 16:05:18

教科书对雅典民主制的批判，不仅有跨越时代的俯视，更隐含着民主本质的认识之争。
雅典民主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既然题主想更深入了解雅典民主的历史，与其在知乎听民科忽悠，不如去读读当代古希腊史大牛——复旦大学历史系黄洋教授的专著。
如果你不愿意或者没时间，那么可以帮你贴一些黄教授的观点。
1.雅典民主，确实不是现代意义上全民都是公民、全民都有权参与的“民主”，参与者只占整个社会成员一小部分。
所有讨论雅典民主的人，至少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很清楚，没有人说这是所有人的民主。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在这个特权群体之内，民主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它背后的根本观念是什么，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政治形态相比，雅典民主政治的创造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批评雅典民主制不“民主”，因为现代社会的民主包括全体社会成员，至少成年人是包括在内的。但是我们要历史地看待问题。英文里有个词anachronistic，我们通常翻译为“年代错乱”，拿二十一世纪的价值标准，去评断雅典民主，就是典型的年代错乱。
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雅典所创造的这种制度，和同时期其他的政治制度相比，有着不能忽视的创造性，非常的独特，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整个希腊文明的古典时期，也就是它的高峰时期，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而这一时期，希腊文明最辉煌的创造如文学、哲学、艺术等，都是在雅典产生的，而且是民主制下的雅典。
从公元前七世纪初，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纪，至少四百年的时间，斯巴达在希腊世界是没有敌手的，有一支无可匹敌的陆军，这在于斯巴达城邦实行的是社会和军事一体的制度。而雅典城邦的发展，实际上是比较晚的。公元前六世纪初，它的城邦制度才开始建立起来，到公元前六世纪末期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的实力不断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纪达到发展的顶峰。特别在希腊-波斯战争期间，其实是雅典而不是斯巴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差不多在希腊世界获得了和斯巴达同等的地位，成为两个并立的超级大国，这恰恰说明雅典实行的民主制是成功的。
2.现代民主代议制不是来源于古希腊的民主制，而是来源于罗马的共和制。建立现代西方民主制的政治家，比如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明确表示不要雅典那套民主制度，而赞成罗马共和制。汉密尔顿、亚当斯他们是不支持、不接受雅典民主的。
现代民主与雅典民主根本性的不同在于，现代的民主制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而雅典民主制度保障的是全民民主，现代民主实际上是不愿让大众掌握权力或直接进行决策的。
在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都是富人和精英阶级垄断政治决策权。他们是轻易不肯把政治决策权交给普通大众的。知识精英们历来是反对雅典式民主，始终坚持与普罗大众划清界限。
《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民主传统》的作者J.T.罗伯兹说，西方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雅典民主都臭名昭著。事实上，雅典民主从来不缺乏批评者，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批评者。
雅典的民主制从它诞生以后，在希腊知识精英内部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民主对希腊人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们所熟知的还是贵族制和寡头制，乃至君主制。而刚刚兴起的民主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到底哪一种政治制度更好”的争论。这种争论导致了柏拉图写《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从而也就催生了西方的“政治学”。这些著述很大程度上是在知识和思想上对新兴民主制的直接回应。而最终奠定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反对民主制的知识精英，他们都持强烈的政治精英主义思想。
3.在雅典民主制里，自由和民主不是同等重要的，民主是第一位的，自由是第二位的。雅典人认为共同体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某一个人威胁到甚至伤害到共同体的利益，那么，这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不复存在了，个人的利益是从属于共同体利益的。一旦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的民主发生冲突，个人的自由就会受到压制。所以，陶片放逐法并不是普通公民对精英的打压。不管是不是精英，但凡和共同体发生冲突，都会受到压制，甚至个人被判死刑都有可能发生。阿里斯提德被放逐也好，苏格拉底被判刑也罢，背后都是这样一个根本观念在起作用。其实，还有不少普通公民因为威胁到共同体的利益也被流放或者处死，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例子是，即使精英阶级丧失了统治权，他们也是不会甘心，会卷土重来的。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雅典所有的贵族和富人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制度，结果会怎么样？民主制很有可能就此被推翻。但事实是，他们接受了决策权在普通公民手中这种制度安排。结果是出现了在历史上很少见的一种情形，即真正的政治领袖既不担任享有实权的高级官职，也不掌握任何决策权。他们仅仅向公民群体提供政策方案，供公民群体讨论抉择。而他们作为政治领袖的身份，并非由于担任高级官职而得到保障，只能依赖于他们的政策方案是否能经常得到公民大会的拥护。一旦得不到拥护，他们的政治领袖身份就宣告结束了。
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功实践，是基于包括精英在内的绝大部分公民都接受这个制度，整个社会能够按照大部分人的意志和愿望来运行。雅典社会自梭伦改革后，除了公元前404年的寡头统治有过比较血腥的镇压和屠杀之外，内部的流血冲突是比较少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共识。我个人认为，雅典民主制是唯一一个打破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政治铁律的例子，这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特例。
雅典的这套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深入人心的。虽然形势的动荡，会对它造成破坏，一旦形势稳定下来，这个制度又会重新得到恢复。即使我们不把马其顿征服雅典以后这段时间算在内，雅典民主从公元前508 / 507年到公元前338年，也存在了一百七十年的时间，将近两个世纪。跟这段时间相比，现代民主也长不了多久。从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制定美国宪法的时间算起，现代民主也就两百多年，比雅典就长那么一点。
以上内容很通俗了，看懂应该没问题。
如果不明白，那么容我用三个反问口语化。
最强大的雅典出现了民主，就被冠之以“大量原始氏族民主残余”“小国寡民”，难道当时希腊其他城邦的贵族制、寡头制、君主制代表了先进历史的方向？
退一万步讲，即使雅典的民主由于古代物质条件的限制，不能在广阔的土地上推行。那么，在未来一天，世界成为地球村，科技发达到人民足不出户便可以像雅典公民一样为某个议题做出集体决策，试问，精英阶层愿意放弃他们垄断政治的权力？
再举个例子，很多人讲物质条件限制了雅典式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里运作，那么普通人的单位、学校一般不会大过雅典，物质条件不至于影响所有人当面投票决策，那么，即使现代，有多少单位、学校能做到雅典式民主？
综上所述，雅典式民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雅典式民主与现代民主的理念差别非常大，可以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民主路径冲突。对雅典式民主的攻击，是精英主义民主的日常功课。而精英主义作为教科书的意识形态源头，站在现代民主的角度批判雅典民主，很容易使年轻学生混淆二者本质差别，也就成为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植入。
下面，再说一些废话。
某高赞答漏洞百出，仅对梭伦改革举三点:
1.雅典的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雅典的公民大会是由所有二十岁以上的公民组成，没有财产限制，即使第四等级也有投票权，而且进行投票时是一人一票，以多数票为准进行决策，并不因为等级差别就影响决策的权重。
2.为提高行政效率，设立四百人会议，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等级皆可参加。但另有民众法庭，所有民众都可以上诉，保障第四等级权利。
3.四个等级以财产划分，除四百人会议外，等级差别仅限于公职，而且雅典的公职只有建议和执行权，无最重要的决策权，在不执行公职时，所有权利与其他公民没有差别。在义务上，更高等级要为城邦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在军事义务上，第一、第二等级提供骑兵，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他们自备军械和军装，但不需提供马匹。他们是构成雅典军队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级主要是充当轻装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带军备。最高赞回答居然将义务当作权利，仿佛可以证明第四等级的弱势，简直可笑至极。
梭伦一度取得了很大的、甚至是接近独裁者的权力，穷人和富人两方都曾力劝和想共拥他做大权独揽的“僭主”，但他拒绝了。他为了城邦的福祉，进行改革，主要目的就是在贫富差距下如何保障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公民内部最广泛的民主。
该答主为了自证观点迎合大众，就可以不顾历史事实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