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科研环境与国内最大不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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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科研环境与国内最大不同是什么?
123460142 | 2022-8-7 09:21: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大区别是国内的科研体制仍然是效仿当年苏联的结构,具有我国特色。至于苏联的科研体制是怎样的,查阅中国科学院的期刊文献我们能够大概概括[1]:! B5 ?3 g% S+ M* s' D+ }
1、苏联的国家元首以强国为目标,规划、选择性发展科学和技术,通过实施“国家化”工程,创建了具有俄罗斯(苏联)特色的国家化科技体制,并跻身于世界科技强国之列。国家化科技体制是由国家元首直接领导的,自上而下的严格管控和快速信息反馈系统,拥有“政—军—工—科—教”五位一体的国家化刚性结构,起到凝聚国家综合实力、维护国家安全、有效应对危机、为世界科技发展作贡献的作用,是实现科技强国的重要保障。
6 Y- y5 M$ Y: O( @. }4 |# `" D! h  z) I2、如果认同航天工程是展示国家综合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认同进入太空是人类在20世纪最骄傲的成就,那么,在世界上首次建立国家级航天技术研究机构(1933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完成了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1961年)、实现了第一次人类太空行走(1965年)的苏联无疑应该被纳入科技强国之列。) c6 }) ~" V+ h4 y/ a
3、历史上苏联(沙俄)也是没有大学教育的。而西欧各国基本上都是先有大学教育,后产生近代科学机构。彼得一世听取莱布尼兹的建议,决定在没有国民教育基础的俄罗斯先建国立科学院。因为大学“不能为发展生产打下科学基础”,而科学院“不仅可以荣耀国家,繁荣当代科学,而且对未来教育国民会有益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彼得一世亲自制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章程草案》的基本框架。4 v4 p, A. 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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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沙俄时期提出的彼得堡研究院行政关系图。, p3 ~4 ]2 E  ^6 x8 x
4、从镇压“十二月党人”到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 1856年)中失败,曾经想做“欧洲宪兵”的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一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俄罗斯社会获得相对平稳的间歇期。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文学家对俄语进行科学化、精致化的改造,抒发对和平、对人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战争、对官僚体制的厌恶与嘲讽,营造出崇尚高雅、追求精神享受的人文主义贵族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开创了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19世纪30—60年代)。& Q. i, E1 O; U1 d& E( @) l0 ]$ h) l1 P
5、苏联科学院实行“动员式”科研管理运行模式,从1925年到二战前,苏联科学院被纳入苏联政府直属权限内(1933年);总部从列宁格勒迁到莫斯科(1934年);成立工程科学分部(1935年),以军事科研带动基础科学研究,提高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的整体水平;推荐苏共党员和军工管理人员成为院士;大幅提升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和科研经费数量。在苏共领导下,苏联科学院逐步成为苏联科学的“总指挥部”。9个专门研究国防工业和军事技术的研究所被纳入科学院系统,组建14个与军工相关的研究所和3个实验室;科学院主席团下设国防委员会军事代表小组,主持研究大约200个与新型军事技术相关的国家项目。
1 m2 J1 s( x: ~$ @$ J: h4 x. @# D6、1941年二战爆发,苏联政府建立了应对战争的“动员式”科研管理运行模式,依靠“政—军—工—科—技”一体化的高效社会组织管理网络,团结全民,最终赢得战争胜利。在这个体制中,斯大林拥有绝对指挥权,自上而下严格管控各级机构,并通过克格勃情报系统迅速获得信息反馈。科学家在体制中直接参与重要军事科研项目,与当权者建立了共生关系。# j# I: C- V% S) z6 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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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式科研示意图& w0 z. e4 P! n

9 R* Y, g: ?8 A2 _+ z8 V “动员式”科研管理运行模式(以下简称“动员”模式),是指苏联政府建立的战时“政—军—工—科—技”一体化的复杂网络系统。系统运行流程是:最高指挥官的命令自上而下传达到不同等级机构,各种机构互相关联,相互依赖;渗透在各个机构的克格勃搜集情报,自下而上迅速汇报信息;指挥官根据信息,反馈控制系统。4 B' H. Y+ W0 W0 o1 t/ j& O
7、该研究报告的结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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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拥有类似的“国家化科技体制”,不乏资本和市场等创新驱动要素。我们需要培养既具有科学理性,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中国科学文化主体,沉淀厚养,营造中国科学文化的“沃土”,形成科技创新生态氛围。中国“国富民强”的科技强国目标只有在建构出生机勃勃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时,才能真正实现。可见,我们拥有光明的前途,但任重道远,仍需艰难跋涉,认真学习,不断攀登。
<hr/>苏联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需要查阅文献才能知道当年是什么情况。至于国外科研环境是怎样的,不需要查阅文献我们就能知道。这就是主要区别。
最大的区别是“组”的概念,也就是科研团队的结构。国内的科研团队是典型的金字塔型,课题组内的层级更多,人身依附更严重。国外的科研团队更扁平化,规模也更小。
% N7 Z8 E$ M6 j5 k  u国内一个课题组一般有一个带头人,也就是课题组中的婆罗门,是研究生口中的大老板。此外还会有若干其他的教授和副教授(刹帝利),以及若干的讲师和博士后(吠舍),也就是研究生口中的小老板。在课题组中人数最多地位最低的就是博士生和硕士生(首陀罗)。此外还会有一些被迫退学的不可接触者。大老板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和金主爸爸们觥筹交错拉项目,一般不会亲自做科研和带研究生。小老板们则主要负责具体的科研任务和带研究生。很多小老板自己没有带研究生的名额,所以其实是在替大老板带研究生。很多研究生除了开学和毕业从没见过自己名义上的导师(大老板),平时都是和小老板开会。一般来说,一个课题组的所有成果都要挂上大老板的名字。小老板们不一定都是刚入行的青年学者。我一个同学的大老板是院士,小老板都是长江。国内课题组规模相对较大,有些院士的组会有超过一百人。最近也有一些国外回去的青年学者是独立PI,但这些更像是发育初期的传统课题组。2 {$ q& t$ F# y1 T6 Z5 g3 g
国外的课题组一般是PI负责制,由一个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和若干研究生组成,有些有钱的PI还会雇佣一些博士后,研究员(高级博士后)和Project Manager。后两者中有一些职位也是长期的,但是他们都不属于Faculty(Tenure-track),而是Staff,这点要区分清楚。Staff是很难转成faculty的,只能在faculty出现缺额后作为一个普通竞争者进行申请,很少会被给予特殊对待。在一个课题组中一般不会同时存在多个tenure-track的faculty。课题组中基本只有两个层级:PI和非PI。PI的主要职责和国内的带头人类似,也是拉项目养手下的人。大部分PI也会亲自做科研,有些则不会。PI会直接指导每一个非PI的工作,无论他是博士后,博士生,还是硕士生,即使是我认识的美国工程院院士也是这样。很少会有PI让手下的一个人指导另一个人的情况(这深究起来是违规的)。由于PI的精力有限,国外课题组一般比较小,即使是院士组的总人数也一般在20多人。2 h& \# l- Z' w% P
PI负责制和Tenure-track制度是一体两面的。在AP进校之初就给予其极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经费支持,让其自负盈亏。这样能成功获得Tenured职位的人都有很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国内的非升即走大多数还要依附于大的课题组,这样既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又没有独立的人事权。谁能留下就看课题组捧谁了呗。3 z3 ]0 P! q/ w3 J3 s
还有一些欧陆国家实行的制度和国内类似,也是一个正教授带若干副教授,讲师,博士后和研究生。但他们也开始学习PI负责制。
很想到老荚 | 2022-8-7 23:22:08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内科研是手段。
4 {2 x" I: `& n2 I& f5 ?( C6 h7 `国外科研是目的。
影之独步官 | 2022-8-8 01:55:5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觉得中国学术领域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个词:高考化
- G: c  n+ @+ S! S% r5 {% e对很多中国搞学术的人来说,科研不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创新,而是为了考试。本质上,博士生努力摸透学术圈的规则、写出可以发刊的论文和高中生努力摸透高考出题规律、考上好大学没什么不同。
! n7 i: e$ f8 H; W我对社科领域比较了解,但我相信无论哪个学科,都有一套“出题范围”。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怎么搞研究、写论文容易获得认可,然后就会费尽心机练习这个规则。虽然大家都知道在“出题范围”内搞不出来什么创新,但只要你在这个范围内做的足够好、足够熟练,就有可能获得成功。本质上和高考刷题是一样的。
8 v( ]! b$ ]3 e0 ^* P这种现象在国外可能也存在,但不同的是,在国内,如果你试图超出这套东西、搞些自己的东西,试错成本比国外要高得多。搞科研的试错成本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是学术圈的潮流(类似近年社科领域定量方法特别吃香),第二是社会内卷的压力,第三是一些不可说的zz因素。国外的科研人员主要只会受到第一种压力的影响,国内的科研人员则同时承担了三种压力。2 d% T6 }" u* p
在中国的大学,对于我接触的一些最顶尖高校的学生,能看出来有些学生就是很有灵气、有想法,还有些学生即使成绩很好,但想法都死气沉沉,只是论文和研究报告写得很漂亮。遗憾的是,后面这种学生往往更容易在科研中成功。他们能够很聪明地了解规则、适应规则,并做出符合规则、让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因为他们不会出于对一些新奇结果的求知欲而做出一些违反其他人期待的东西。2 B$ V; G7 `5 ~$ Z& b$ g
这其实就和高考类似,大家都知道高考要求你的并不是真正掌握那些知识本身,而是考察你的熟练度。决定高考成绩好坏的不是你有没有真正掌握那些知识,而是你能不能不出错。举个例子,正常人学英语两三年就学会了,中国学生学了十几年可能还连国外新闻都看不懂,说明学校不是为了让你学英语,而只是把英语当作一种规则。大学科研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让你研究知识本身,而是为了考察你是否熟悉搞学术的规则1 Q5 P3 p! R% K- D9 b2 `. l; T0 X
这样的结果是,对很多国内学者来说,学术研究只是为了熟练掌握规则,和现实完全没有关系。这样的研究很难有现实关怀,更难有创新。举个例子,一个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是工人问题研究的专家,关于工人运动的历史、理论、现状能洋洋洒洒地写出几本专著,也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学者(甚至他的很多研究在国内也是zz不正确)。但是,遇到一些底层人维护权益的新闻,他却根本不关心,甚至说他们是“太闲了”之类。这会让人感觉很割裂:明明他研究的是一个现实现象,但只有这些现象进入“学术”的议程后才会被他关注;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这些现象他就是个普通人,不会用学术的思维去思考。他所研究的只是规则,而不是知识。
1 m) ^' ~: f; v9 n/ X当然,我只了解一些社科领域的,理工科可能会好一点。
我有把钉耙先 | 2022-8-8 09:2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注:以下回答是我从所在小领域得出的、极其有限的经验和观察,一定会有所偏颇,请大家多多指教。另外,哪个国家都有科研混子,拿西方top院校和中国普通院校对比有失妥当,故我只对能发表在同一层次期刊/会议中的中西方课题组科研风格进行对比)
) H2 m, b$ d; b, Z8 o7 k- A- U- n之前和朋友聊天,谈到国内科研风格,她说道,哪怕是匿名评审,她也可以很轻松区别这篇工作是不是来自中国的大学,因为那种“味道”很明显。我有些疑惑,这种味道到底是啥,什么原因造成的。最近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理解,贴一些我的观察。  b: W1 ~3 N$ @. [
国内的许多top研究是有明确需求的、脚踏实地的、厚重的、低调鲜少自我宣传的(最高等级宣传来自官媒)、不屑于也不擅长去和国外同行交流的、擅长专注特定领域深入的,是中国特色的科学研究。许多外国同行对中国学者的评价是:神秘莫测的、仰望的、不可置信的、但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一般来说国际同行不知道中国学者在干嘛,但听说他们很厉害就是了。每次开会想找他们交流却总抓不到人——中国学者相对社恐一些,喜欢找一堆中国人抱团交流。而中国式研究背后是无数默默努力拼搏的、为了工作牺牲个人生活的、被日常琐事侵扰百忙之中努力挤出时间做科研的中国学者。3 o' c! [+ o/ X% Y6 I. K; p
国外的许多top研究给我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它是轻盈的、飘着的、奇思妙想的、创新的、很酷很有趣的、高调以至后期宣传胜过成果本身的、距离落地距离稍远但突破性成果较多的、发散性思维跨学科能力较强的。许多国内同行对国外学者的看法是:虽然很好但是没啥卵用、疑惑国外这群“社牛”患者每天叽叽喳喳在干啥、在他们面前莫名自卑又莫名自信。但说到底,总体而言很多中国学者并不太care国际同行在干嘛,因为哪怕合作,如果自己不是一作或通讯对于评职称申项目意义不大。国外这种研究的背后是一堆work-life-balance的,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做科研有意思的学者(这是相对而言,总之ta们生存压力远小于国内学者)。
. ^# y9 E- [8 m3 Z: \; b; ?! d中西方的国情差异造成了科研人员的不同生活方式,也造就了不同的科研风格。如今我深深觉得,这两种风格各有所长,一个帮助人类社会走的更快,一个帮助走的更远。
  Z; g, Z' z( _2 D) [对于偏理论性需要一定技术深度的研究,我们需要勤劳努力和锲而不舍的执着。对于需要跨学科的侧重知识关联的研究,努力和勤奋真不一定顶用。好的灵感和创意也很重要,而从生理角度讲,最好的灵感来自闲暇时大脑后台无意识的整合。(妈呀,我又开始为自己的偷懒找借口了。但哪怕从生物多样性和种群生存角度讲,偷懒的人在某些环境也可能发挥特殊功能 >.< )
& T: q& A$ k  L我做为一名受国外科研环境浸染,最近新加入国内团队的科研工作者,经常宽慰自己:走自己的路,让周围人卷去吧。当你进入一个新的团队,别人要的就是你的独特优势和背景,要的是你为这个团队注入新的活力和想法,而并不总期待你迅速入乡随俗失去自己原有的特质。7 W, z7 S4 ]9 k! A1 n+ h
综上,我认为做科研最好的方式是,吸取中式科研中的务实、严谨和脚踏实地,结合西式科研中的创新、大胆和仰望星空,各取所长,走一条有个人特色的路,自信一点,没准哪天就成领路人了呢~ 9 t4 I6 \' T4 V( [0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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