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西南联大在那8年里却人才辈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5-20 12:23:16

洋洋妈妈2017 · 2021-5-20 21:58:19

这所大学只存在了8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2016-10-29 京博国学

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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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X# x& S* I# {8 s/ p! P

8 y+ F: d( t* h+ Q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3 r8 E8 {) ?; g; S

* {% ]0 w, h4 o A1 ~7 R2016年，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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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双一流”目标，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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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大长征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个平常日子，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

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
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
“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
“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
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闻一多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常德县。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

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2

刚毅坚卓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

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

梅贻琦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
“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

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

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

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

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华罗庚一家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

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闻一多治印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

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

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
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学生宿舍
3

精诚合作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

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

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

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

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

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西南联大校徽
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

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

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

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

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

“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
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

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

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

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的教授夫人们
4

教授治校

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

“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说。
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

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

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

“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

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
吴宓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
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

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从文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

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年轻教授里的“人之龙”钱钟书
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从文学院教师名单便可窥斑见豹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

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

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
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
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
…………

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
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

“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

学生们正在上课
5

思想独立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

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下课了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
西南联大图书馆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

学生马灿华撰文说：“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

1942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
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
化学系在做实验
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

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保证了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
6

学术自由

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西南联大学生，著名诗人穆旦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

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部分教师及家属
联大学生、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熏陶极深，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在学校演讲
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诗人郑敏说。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

“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郑敏说。

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

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静静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一看，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

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你错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飞快书写。

跟着，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

后来，几个人越争越烈、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

这样的“师生争论与打擂”在联大随处可见。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读书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课堂上，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不会生气，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那时，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
西南联大操场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的风气。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拿高分。

曾经有个同学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篇反对老师观点的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

“现在大学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弄个标准答案，我不认为学问需要一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不可能超越，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非常喜欢联大的学术自由氛围，60年代，他搞出了轰动全球的胰岛素。

杨振宁当年准考证
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

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

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

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

“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说。

清华教授郑林庆，当年在联大读书时的笔记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

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

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

7

育才育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

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

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西南联大原教室
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

西南联大旧址，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写着：育才先育人。

“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

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

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点杯茶，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

他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在联大这几年，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也要抬头学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不给你吃。”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

联大老师，就这样从小事中将“士”之精神传递给学生。

西南联大校歌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清华校长。

这样的事，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

当时，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梅祖芬说：“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所以决无可能。”
身教胜于言教，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

在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
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来源：掌上历史

紫竹魔笛笛j · 2021-5-21 01:25:46

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

西南联大的纪念铭文可以说明一切：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
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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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南渡北归》，感触良多。
知识和技能的习得真的需要系统的学习，历史常识的获得同样需要系统的阅读，大量的占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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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便空 · 2021-5-21 10:16:15

大学时，对西南联大的历史特别感兴趣，那个年代，那些可爱的学生，那些可爱的老师，就像一颗彗星划过中国的教育史。无疑，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没有之一。它能够成就这样的伟业，有很多内在外在的原因。沈从文先生再一次记者会上，用“自由”两个字回答了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沈先生的回答真是恰到好处。

无疑，那个年代（1938-1946）虽然战事绵延不断，但是在思想上相对来说却是自由的，这无疑是大学教育的好时机吧。自由是大学的灵魂和精神。一个大学没有真正的自由，就不会有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存在。而在西南联大在云南办学的这几年，正是政府忙于抵御外敌的时候，而西南联大也分别从北京，天津一路南下到云南，由于远离了强大的政治环境，人心在偏远的地方争取到了相对多的自由。虽然，那时候也有党化教育，但终究没有束缚那批爱自由的鸟儿，这是外部相对自由的环境给西南联大提供的充足养分。

在内部，西南联大也是争取到了很大的自由。西南联大的前身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而联大是三者的融合，联大融合了“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以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而联大也形成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的学风”。那时候的三个校长分别是：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位校长都是深喑教育的教育家，而联大当时主要是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的，他看上去像个道家，风行无为而治的原则，但实际上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审慎而明智的给三校杰出的教授委以学校高层管理职务，所以在联大，学校的实际领导者是那些教授们。教授治校也是西方大学的传统，教授治校可以避免不懂教育的官员干预教学，这样也就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失误，从而保障更大的自由。

而那时候联大也凝聚了几乎中国最优秀的教授，那真是中国人类的群星闪耀史，每一个名字拿到现在都是如雷贯耳。在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沈从文，罗常培，唐兰，罗庸，雷海宗，吴晗，钱穆，陈寅恪，冯友兰，冯至，卞之琳，吴宓等等。在法商学院有陈岱孙，伍启元，张奚若，钱端升，潘光旦，费孝通等等。在理学院有华罗庚，陈省身，姜立夫，钱思亮，曾昭抡，袁复礼等等，在师范学院有查良钊，陈学屏，黄珏生等等。正所谓：大学之大也，不在于大楼也，在于大师也。虽然那时候的联大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先进的实验器材和设备，但是正是这些杰出的教授所在，让联大成就了传奇。

最后，不同的是，多难的环境被迫让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从天津，北京一路跋涉到达彩云之南，就像万里长征一样，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这样的苦难在磨练了他们的身体和品格，以至于他们身上都有了理想主义的气息所在，虽然到了那个偏远的南方，他们不是躲在“小楼成一统”而是“风声，雨声，生生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真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像穆旦在那个战事不断的秋天写下：

在秋天，我们走出家乡，
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
我们，我们是群五家可归的孩子，
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

----穆旦《在秋天》

相信自己166 · 2021-5-21 20:19:22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具体什么名字记不得了，但是就是讲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那个年代的大师们。
说实话为什么现在培养不出来那时候的大师，当年钱学森之问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想过，也怀疑过，说什么中国的教育多么死板balabala的，熟不知，我们又考虑过这个时代的改变，和自己的原因吗？
那个时期，条件艰苦可想而知，西南联大的学生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且每个人都有使命感（国家动荡不安），他们能沉下心去真正的学习看书钻研。而现在的我们呢，手机，电视，网络充斥着个时代，人们渐渐不像动脑，而是更加依赖计算机，娱乐活动一多，学习钻研的时间就减少了。而且这个世上，人人普遍都很浮躁，可想而知，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怎能出现大师。
就现在的大学环境，我是非常非常失望的，抛开那些不求上进的学生不说，大学那些看似很努力很用功的学生，天天泡在图书馆复习考研和托福雅思的考研党，出国党，还有各科都90+的大学霸………你觉得他们她们将来会像西南联大出来的大师们吗？不见得，至少我认为，我们好多人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我们不过是为了一个好工作。其实说了半天，我们缺乏更大的梦想，现世安稳，很少人会有要改变世界的梦想吧，很少人会去做一些像盖茨，马云，乔布斯做的事吧。看看吧，我们的大学是怎么过的，在考研中度过，在准备出国中度过，在无聊中玩手机玩游戏中度过，我们去图书馆不是好好看书，而是复习考研雅思托福…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功利，如此趋之如骛，我们为什么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什么不好好思考，把自己的大脑好好运用，好好运作。
应该有一个很伟大的梦想，不要怕别人嘲笑，再次好好把握大学时光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一家之言而已

江山红颜123 · 2021-5-22 06:38:05

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北大社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这本书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写，花了十多年整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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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西南联大存在了8年多，至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在此期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一所风雨飘摇中的大学居然培养出了这么多人才，秘诀何在？今天的微信，我们将带着你听一些鲜活而真实的故事——

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西南联大在那8年里却人才辈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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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日上午，北大展出西南联大学生毕业证书

“下无寸土、上无片瓦”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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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诞生于滚滚硝烟之间。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枪炮声在云里翻滚着，从北京西南郊掠夺而入，卢沟桥处被日军挑起冲突。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战败。次日清晨5时许，宛平城被炮轰。紧接着平津地区在作战中陷落。

中国抗日战争随后全面爆发。

同年7月，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完成了在清华园的学习。就在卢沟桥事变那个夜晚，他和同学们清晰地听到了敌人进攻的枪炮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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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城弹坑遗址

随后，清华和北大、南开一起搬迁到了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只是仍然没能躲过日寇的铁蹄。南京武汉纷纷告急或陷落，中华大地平原已入危机之时。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长沙临时大学的教学立刻搬迁至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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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校门
1938年4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

这是一次教育的长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绝无仅有。莘莘学子用脚步丈量着每一寸国土。他们远离家乡，远离故土，仅凭少年热血与学子意气，踏过无数漫长的日夜。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北平沦陷时正在读高三。父亲在送他逃出北平时叮嘱道：“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后来，邓稼先辗转来到云南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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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李政道，从沦陷区逃亡到昆明的路，让不满16岁的他经历了九死一生。

读书小笔记
2018/4/9
“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老板说我给你打扫茶馆，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让我吃。

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它茶馆也让我去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他花了三年时间，才到了云南，师从吴大猷。

1937年，汪曾祺就读的江阴南菁中学停课，那时他正上高二。为了继续学业，他四处借读，两年后，他跨过了大半个南中国，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闻一多，杨振宁，陈寅恪，赵忠尧，林徽因，梁思成，费孝通……一个又一个中国近代史举足轻重的名字，在西南联大汇合。就像中华大地上散落的一颗颗星辰，最终在这里聚拢、发光，成了中国教育史上耀眼的一束光芒。

西南联大八年的历史与神话就此打开，即使在最开始，这所大学“下无寸土、上无片瓦”。

教师们的工资，一个月连40斤豆腐都买不起，更别提学校的硬件设施如何提升。

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西南联大，受校长梅贻琦之邀为学校设计校舍。他们递交的图纸却一次次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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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蜡像艺术展”
梁思成（图右）与林徽因

他们和这所学校一起，成了中国人的脊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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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的大学毕业证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大师治校，筑自由精神

西南联大的风骨，可以先从中国近代文坛的作家们开始领略。

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时，半个南中国的颠簸辗转，让他得了恶性疟疾。

那年他19岁，住进医院时，高烧超过四十度，已经到了病危的程度。

待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他就进了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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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汪曾祺（居中）与朱德熙

汪曾祺是个自由潇洒的人，这从他当时的一张照片就能看出。他站在中间，两边是李荣、朱德熙。三人均身着长衫，甚至还有点不修边幅的意思。

汪曾祺的学生时代，似乎将一种文人的自由贯彻到极致。他上课随心所欲，喜欢的课就上，不喜欢的课一概不去。他最喜欢的是沈从文和闻一多的课，从不缺席。

沈从文讲课虽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很难听懂，却是一旦听懂就能让人受益匪浅的。沈从文曾说，写作要“贴着人物来写”，这句话对汪曾祺终身受用。

闻一多老师的课则让汪曾祺感慨：“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汪曾祺上课自由，老师讲课也自由。教授们讲课不拘泥于形式，想怎样讲，就怎样讲。学生也可以随意旁听其他教授的课。文学系的学子，期末的作业交一篇有着独创性见解的读书报告即可。这样的自由精神，给了像汪曾祺一样的学子极大的成长空间。

汪曾祺也在后来回忆往事时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读书小笔记
2018/4/9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属于西南联大的风骨，也是每个汪曾祺般的学子的风骨。

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西南联大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师。“茅草顶尖屋顶，铁皮顶尖教室，世界顶尖人杰。”2017年11月1日，91岁的龙驭球院士微颤着手，在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现场写下这句话。

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人才？

对这个问题，86岁高龄的西南联大学子何兆武先生给出了答案：“自由。”

饶有趣味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对于“自由”，西南联大的众多学生都有自己的深切感受。

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联大学生，著名诗人穆旦说：“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汪曾祺则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

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或许，自由成风的大学才是真正培养人才的大学！

信念支撑
敬畏之心

不只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子，还有着知识与精神的汇合。

如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所书写的那般：

读书小笔记
2018/4/9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在特殊年代，西南联大全体师生们的八音合奏，融合了更多的救亡精神与骨气血性。

西南联大人的良心和风骨，也体现在做学问上。

陈寅恪到了西南联大，每次教课都恪守学术，十分认真。

上课时，常常抱着一个黑布包袱，里面是在上课时要引证的史料。

他会早早进入教室，细心把主要的史料一字不漏地抄写在黑板上，供学生学习。

“有一份史料就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这是陈寅恪的治学之道。并且，陈寅恪身体力行，从不说空话，说大话。

他对得起学问和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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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当时，冯友兰先生任联大文学院长，他对陈寅恪非常钦佩。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冯友兰总是跟随在他身后，目送陈寅恪走上讲台，然后才会在台下坐下，一丝不苟地听讲、做笔记。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仍然称，陈寅恪是让自己心仪已久的旷世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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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那时的陈寅恪，身体十分衰弱。他右眼失明，步履艰难，视野恍惚，每一次跑向防空洞都是一次折磨。再加上他本身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对警报的反应更容易迟钝。

一次空袭警报中，狂人刘文典都快跑到防空洞时，忽然想起陈寅恪身体不好，立刻带着几个学生回去找。

向来秉性狷介的他，唯独对知识、对学问敬畏。当找到在人群中乱摸的陈寅恪时，他们几个人架起陈寅恪就往防空洞跑。直到看着他进了防空洞，才放下心来。

读书小笔记
2018/4/9
西南联大的独立和自由，
建立在了那个硝烟年代，
人与人之间的“敬”与“爱”上。

条件艰苦，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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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生活苦吗？苦。

教师和学生们的生活过得极其拮据，在那时，“一切为了救国”的口号就是所有人的精神食粮。

几乎所有教师都在变卖自己的家产：

法律研究所的费青，将家中全部藏书出售，只换了三千块国币；

校长梅贻琦，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为了组建学生服务社，好赚点外快补贴老师们的拮据生活，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有次上课时迟到了，他歉疚地解释：

读书小笔记
2018/4/9
“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同学们却纷纷拭泪，他们知道校长为了办学变卖了值钱的家当，连师母都得去街上卖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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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内，清华老校长梅贻琦雕塑

闻一多为了补贴家用，刻章卖钱。刻章广告由其他教授操刀：

读书小笔记
2018/4/9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落款署着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唐兰、朱自清、沈从文等十二位先生的名字。

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西南联大在那8年里却人才辈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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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闻一多教授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因生活所迫，挂牌刻制图章。

周培源居住的山邑村与昆明城距离遥远，没有公路，不通汽车，他去上课，凌晨五点便起床。后来买了匹马，骑马上课，一次马受了惊，几乎将他拖死。

本来抽烟的几位教授，最后因实在没钱买，都把烟戒了或者吸土制烟。

不仅如此，他们衣服也多是一年就穿一件。朱自清在冬天里，也只有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御寒。

学生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原本还能勉强吃到有蛋有肉的伙食，因为通货膨胀，到了1945年，几乎所有人都只能果腹。学生们把混着砂石、粳壳子、稗子、耗子屎的饭称为“八宝饭”。

读书小笔记
2018/4/9
生活虽然苦，却没有一个人为这样的日子打败。无论是做学问的热情，还是做人的坚毅品格，都在联大的校园里展现。

宿舍和教室，灯光十分昏暗，学生只能到图书馆看书。但图书馆座位有限，每日开门前一两个小时，大门口就挤满了年轻的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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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西南联大旧址

图书馆正式开门没一会儿，所有长凳都会挤满学生。如果到了期末，实在没有复习的空位，许多学生只能花上几分钱去茶馆买壶茶，认真复习直到打烊。

课本也是稀缺货，几乎没人买得起原文课本。图书馆的书又有限，常常出现几百人借几本书的情况。经常有图书馆馆员找过来，专门看书有没有归还、能不能再借到其他人手上。

实在借不到，学生们只好用传抄。但联大学生毕业后都两手空空，不会有课本保存下来。

因为他们的书早就转让给下一届学弟学妹，各个年级都流传着好几年前的手抄课本。

这样的艰苦，没能折损联大人的骨气。

每个月，联大都会举行一次全校大会，全称“国民精神总动员会”。

无数名人来这里演讲，而合唱罗庸、冯友兰创作歌词的《西南联大校歌》则是最群情激昂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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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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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地久人橇 · 2021-5-22 07:41:38

1、多难之时自勉于兴邦之任，同仇敌忾有凝聚之心；
2、延承学术自由之风；
3、人才稀少的大背景下显人才培养的效果；
4、物质条件艰苦，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更便于专注于精神领域；
5、国乱不至学乱，颠沛流离偏安西南，终是稳定多年；
6、少党整，多学整，不以勾心斗角为技，以学术超越为目标；
7、胡，傅，张几位大师榜样力量无穷。

华为何为俣 · 2021-5-22 16:21:00

关于西南联大为何人才辈出，大概可以写一部关于历史和教育的专著了。也有不少研究者写了关于联大历史的书，比如最近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针对问题中的“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的这段话大概算做出了回答：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何兆武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是罗素《西方哲学史》的中文译者。《上学记》是他少年求学直到大学毕业二十多年间的回忆，其中关于西南联大的内容占了很大一部分。

五释吃 · 2021-5-23 03:34:13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就是辉煌的，毕业生成就也是杰出的，说明全校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把对敌人的怒火转化成对知识的追求，老师勤勤恳恳研精竭虑教书育人，学生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学习求知。
但是这种些非凡的成就在朋友圈和自媒体中严重变了味，成了“为什么民国那么穷还出了那么多大师，新中国的大学都是吃屎的，真浪费纳税人钱的啥成就也没有?”这类问题，成就吃瓜群众一种令人玩味的狂欢——艾玛，这玩意太能在酒桌上吹逼了，有文化有内涵能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西南联大本质上并不是一所完整、标准意义上的大学，只是三座精英院校的临时的联合体，囿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其学生精度（生源质量）远超现在的任何一座大学，个个人中龙凤，很多学生进入世界名校，师从大师级教授，出成果是必然。
西南联大杰出校友中有一大批社科领域的名人，经过无数书籍和影视剧的渲染，吃瓜群众很容易津津乐道，他们的作品更容易传播，更容易被吃瓜群众记住。世人皆知梁思成贝聿明，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杨廷宝、阮仪三、陈从周、刘敦桢。吃瓜群众对刘文典和蒋介石互殴的事迹津津乐道（就是不知道研究的啥有啥著作），却几乎没有人知道阎步克、田余庆、黄文弼。
就像各位答主所说，现在也培养出了非常多的各类高精尖人才，但是吃瓜群众除了诺贝尔奖就几乎不知道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媒体也懒得宣传，宣传了也没人看，没有戏剧性嘛。
人文社科领域的人才成就一点也不比当时差，当然吃瓜群众也是不知道的。

狼醉舞狂沙沤 · 2021-5-23 14:10:10

现在国内培养的人才比当时多N多倍，单单数学物理方向就不是民国可以比的。只是，现在这个社会，除了得个炸药奖和菲尔兹奖，普通大众是不可能了解这些人的牛逼之处的，尤其是公知精英之类的。

去翻翻Harvard, Princeton的数学物理方向的facult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