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爱情九种

显示全部楼层 · 2022-5-11 09:14:19

《小说风景》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篇目如鲁迅《祝福》，郁达夫《过去》，沈从文《萧萧》，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荷花淀》，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铁凝的《笨花》等篇目的重读，既可读到张莉对于这些文本新的理解和观点，又可以串联出中国现当代百年文学发展史，文章通俗晓畅，处处机杼，兼具学术视野和通俗性。

《爱情九种》这篇文章中，张莉分析了短篇小说写作中的爱情形象与表现，她说：爱，或者不爱，都是自主的，自由的；都是有尊严的，也该是高贵的。

祝愿各位读者都能拥有爱，享受爱，传播爱！

爱情九种
张莉/文

一、“爱情它是个难题”

李宗盛曾在歌词里慨叹过爱情之难。
那当然是个难题。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爱情故事若要发生，须克服许多现实的困难。因为有“授受不亲”的“礼防”限制。既然连男女间的自由相见都不允许——被视为耻辱与大逆不道，——更何况相爱？
想一想《西厢记》就知道了，两个未婚男女的见面只能在危难关头才能超越“礼防”。彼此间若有好感，也要由红娘传书，月下相会，以躲避老夫人的监视。《玉簪记》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相见是在道观。而《牡丹亭》感天动地的爱情发生，则是在杜丽娘的春梦之中。因爱而死，复又因爱而生的杜柳爱情是非人间性的。
如此说来，宝玉是幸运的。他可以与林黛玉共读《西厢》，也可以呆看宝姐姐的玉臂而并不会让人指责超越礼防。可是，这日日相见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为皇妃元春省亲而建造的大观园，如果没有宝二爷的特殊身份，一切都不能想象。大观园只是作家曹雪芹为读者建立的男女自由相处的乌托邦。而为了能使宝二爷合理的混迹其中，曹雪芹颇费心思地为贾宝玉行为的合理与合法化提供了诸多理由：皇妃元春唯一的弟弟，老祖宗最为疼爱的孙儿，以及元春以圣谕准其与姐妹同住等。与通常男子不同身份的强化，暗示的是彼时男女正常交往的不可能。
除了以上这些特殊的境遇，中国古代爱情小说规定的情境通常是青楼妓院，勾栏瓦肆。想一想《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桃花扇》《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吧，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通常是娼妓——青楼是中国小说中男女之情发生最为频繁的场所，因为良家妇女并没有抛头露面的合法性。
说起来，难以穷尽的古代爱情作品中，梁祝故事殊为独特。梁祝之间的交往，既不同于陌上桑间的一见钟情，也不同于青楼妓院的鱼水相恋，其基础是三载同窗。——共同的求学经历、共同的知识背景以及共读生涯中的彼此了解，使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把男女相会的地点由后花园而移至学校，——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长期生活和相互交往的基础，为相爱不得便化蝶相随的悲剧效果做了坚实、充分的铺垫。
除去“学堂”这一“公共空间”形成交往的背景，祝英台女扮男装的身份也颇耐人寻味。彼时的社会，女性只有扮作男性去求学才能使得这一爱情成为可能。若非如此，祝英台何以与梁山伯共同诵读诗书讨论学问，而梁山伯又何以有缘得见养在深闺的祝英台？即便是偶能相见，也不过惊鸿一暼。
因此，说爱情它是个难题，首先指的是现实发生的难题：没有男女间自由交际的合法化，你情我愿、志同道合的爱情发生起来不可能光明正大。表现在以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的爱情小说中，作家的想象与书写就颇多障碍。事实上，这是一百多年前，许多人慨叹中国言情小说远不及西方小说的重要原因。
百年过去，今非昔比。对于今天的爱情短篇而言，最大的难题则是，在男女交往已是日常的今天，如何在短的篇幅里，写出一个气质超群的爱情故事。
当下，与爱情有关的短篇小说占了重要比例，关于男女情感，关于婚姻破碎，关于出轨，关于情感中的信任与不信任，以及越来越多的交友方式……但是，数目繁多的短篇小说行列里，能够广为流传的作品却廖廖无几。——短篇小说的难度在于它是一种横截面写作，要在“切片”里写出爱的来龙去脉：爱因何发生，因何消失；为什么爱，为什么不爱，以及后来的命运如何。这是技术的难度。毕竟，爱情在长篇小说里常常是鸿篇巨制，荡气回肠，有如大型交响曲；而在短篇小说里，则只能是小夜曲，短乐章。
“最理想的短篇总会让人想到那些短而美的唐诗名句，要有‘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容量，——它可能芜杂，可能简洁，可能喧哗，可能沉静，但共同的特点无疑是气质超拔，一骑绝尘。”我曾经在一篇关于短篇小说的文章里这样写过。——好的爱情小说既可以是轻的又可以是重的，既可以是复杂的又可以是纯粹的，无论怎样，故事里暗含的是作家对人性和爱情的理解力和认识力。

二、冒犯的和危险的

让人难忘的爱情小说里，总有“冒犯”发生。
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发表于1982年，题目便是小说密码：“女人很高，男人很矮”。在通常理解的夫妻关系中，有很多是“常识”：女人矮，男人高；女人年轻，丈夫年长；女人地位低，男人地位高……因此，看起来，小说里这对夫妻处处都“有问题”：女人怎么能比丈夫高十七厘米呢？那么他们肯定有生理问题；如果没有生理问题，那就是男人有钱；如果男人被批斗了（更矮了），那么高女人一定会离开……在一个个世俗的推理之下，这对夫妻的关系被推到某个顶点，同时，他们的关系也向人们共同期待的反方向推进：他们没有生理问题；他们同甘共苦，他们生死相随。由此，夫妻二人的“特立独行”获得了放大——小说从很小的切口进入，构造了强大的反世俗命题。
反世俗主题背后是另一个隐形社会文本，它由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偷窥和揭发构成。小说结尾实现了最彻底的颠倒。如果把这部小说的发表背景放置于新时期文学的初年，它的意义便更突显：小说以一对夫妻自然和深沉的爱向世俗发出了质疑，也对那种窥视与侵犯个人生活的行为说“不”。
新时期初年的短篇小说，总与爱情有关：《爱情的位置》《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爱情的力量》《爱，是不能忘记》《爱情啊，你姓什么》……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年），它影响了一代人对爱情的理解与认识。
女主人公钟雨是离异女人，也是一位“隐忍的热恋者”，她对那位已婚高级革命干部的思念极强烈。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轿车，她煞费苦心地计算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做报告，她坐在台下，泪水会不由地充满她的眼眶。但是，她和他之间的交往，最接近的不过是两个人的共同散步，只是在同一条土路上彼此离得很远地走。特别是，这种交往与肉体无关，她和他之间只是借由分享小说来传达感情。但肉体没有参与却甚于参与――钟雨二十多年来始终把日记本和《契诃夫文集》（他送给她的礼物）带在身边，临终时还要求女儿把《契诃夫文集》与笔记本一起火葬。最终，钟雨从精神层面完成了爱的坚守，也以精神无限强大以至消弭肉体的方式完成了对爱情圣坛的献祭。
支撑小说叙述的动力是什么呢？是恩格斯的名言，也是新时期初年口耳相传的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以文学的方式呼唤个人情感的美好，爱的神圣性也由此生发：“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当然，在这部作品里，有许多表达是“一厢情愿”的，也有诸多东西是“被提纯”的：爱有多隐忍，便有多痛苦；爱有多痛苦，便有多崇高。
1978年，《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的前一年，海峡的那边，有另一部短篇小说发表。
那是张爱玲的《色·戒》，发表在《皇冠》第12卷第2期。气质与《爱，是不能忘记的》迥然不同。无关神圣与崇高，相反，它性感十足。“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只这一句，便潜藏有无数风流场景。王佳芝认识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性和金钱。在信仰和身体面前，她信的是身体感受，所以，在关键时刻，女人在“六克拉的戒指”与“性高潮”面前低了头。《色·戒》以一种肉欲和物欲的方式挑战了另一个隐形文本。小说很难在价值观上获得认同，只把无数争议留给后世读者。——《色·戒》到底关于爱还是欲望，并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在短的篇幅里，将男女之情写得黑暗残忍、危机四伏，是短篇小说里不多见的。

三、始终面临选择

爱情小说里，主人公总要做选择。这是一种模式，古已有之。选A还是选B，选红玫瑰好还是白玫瑰？当然，还要面对灵魂之爱与肉体之欢的抉择。
1928年，丁玲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现代中国的经典爱情故事。莎菲“女人味儿十足”，是文艺气质十足的女青年，对爱情极为渴望，“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我简直要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很显然，这个女人是“颜控”，她爱他那“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可是，凌吉士浅薄，“唉，我能说什么呢？当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的一个卑劣的灵魂，并且无缘无故还接受过他的许多亲密。”在莎菲眼里，帅气的凌吉士不过是个市侩，白白长着好丰仪。他追赶过坐洋车的女人，“恋爱”过，还在妓女院过过夜，结了婚，会调情，但是，却不懂爱。“他真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过吗？他爱过一个女人吗？我敢说不曾！”
徒有好皮囊的男人，莎菲瞧不上。最终她亲吻了男人后把他一脚踢开，在“神圣”和“世俗”，“灵魂”和“躯体”之间，她选择前者，因为后者实在对她构不成吸引力。——特立独行的莎菲，如果生活在今天，依然会是令人瞩目的时代女青年。
时隔近三十年，1957年，宗璞发表《红豆》，一部关于爱的抉择的短篇，引起轩然大波。是跟随恋人去美国，还是留在国内参加革命建设，这是女主人公要做的选择。而在这样的二选一中，还包含了是否选择投入革命，其间有纠结，也有说不出来的犹疑和惆怅。
二十多年后，1980年，在张贤亮《灵与肉》里，轮到男人面对选择，这一次，许灵均面临的是要一个“美国籍爸爸“还是中国农村妻子”，是选择继续生活在贫穷的祖国，还是去资本主义国家继承财产。而正如我们所知，无论是《红豆》还是《灵与肉》，无论是女主角还是男主角，他们都交出了属于时代青年、也属于时代爱情的正确答卷。
这些小说进入课本，不断被下一代读者阅读。爱情的选择里，并不是情爱本身的选择。而这些作品之所以留下来，也不仅仅因为写爱情。

四、金钱和欲望

谁能忘记《伤逝》呢，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经典爱情作品。
1926年，睿智如鲁迅，在青年人离家寻找恋爱自由的狂热中，写下《伤逝》：“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多年来，我们一直将“经济”视为涓生与子君爱情的最大阻力。可是，那并非全部真相，油鸡与阿随、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涓生对子君身体的“读遍”与厌倦，共同导致了爱情死灭。——《伤逝》里，包含着爱情小说后来必然生长的多个主题，性，金钱，日常生活对激情的磨损。
2003年，魏微发表短篇小说《化妆》。新世纪的中国，谈情说爱早已成为寻常。嘉丽，当年的女大学生，十年后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即将遇到初恋情人时，她开始了冒险的“化妆”。在旧商店里选购廉价服装，她换衣服的同时也换了身份――离异的下岗女工。见面时，“科长”相信了，想当然地把她归为出卖身体的女人。因此，睡是睡了，但科长不会给她钱，因为她在他眼里是低微的，而且，在他看来，钱在很多年前已经给过了。
恋爱时用礼物价值几何来估价他的爱情，但同时又不希望情人用此等方式来估价她，这是嘉丽的矛盾之处。小说一步步剥离“爱情”光环。嘉丽最终获得真相：如果没有物质的装饰，她在世界上获得的一切，尊严、尊重、爱情都会全部失去。这是独具匠心之作，正如李敬泽当年所说，“《化妆》——贫困、成功、金钱、欲望、爱情，一个短篇竟将所有这些主题浓缩为繁复、尖锐的戏剧，它是如此窄，又是如此宽、如此丰富。”
2007年，毕飞宇发表《相爱的日子》。小说和《伤逝》有很多的共同点：叙述人都是男性，都共同面对青年人生存境遇问题。《相爱的日子》中“他”和“她”有那么多的理由可以在一起――年纪相当，彼此关怀、理解和包容，性生活愉悦。但是，她却选择嫁给另一个人。没有什么比能让一位贫苦女性获得安稳和富足更吸引人，就连当事者“他”也表达了认同。以往，只有“势利女人”才会做的决定却在这位既善良又体贴的女性身上“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相爱的日子》是对《伤逝》故事的某种延续。如果说80年前“相爱”的困窘让我们想到如何去“生存”，那么此刻，“生存”完全淹没“相爱”，——当我们可以自由相爱时，我们却不愿追求我们的“相爱”，因为身上有看不见的金钱枷锁。

五、日常与内分泌

爱情哪有什么天长地久？“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没有什么爱可以永远不变。爱情不过是内分泌的产物，混杂着汗水、眼泪、以及各种体液。
很奇妙。有时候，爱情的持续时间很短，不过是几个时辰。比如1943年发表的《封锁》（张爱玲），战争年代，封锁时期，在忽然停下来的电车里，他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他，于是半推半就地走到一起。封锁时间结束，便各自回家。爱情过程中的种种，压缩在极短的时空里。短得像梦，紧凑得像梦。
还有一种爱情在天上，在飞机里。比如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2011年）。两个萍水相逢的俄罗斯中年男女，恰巧坐在了一起。要一起在天上飞，要越过重洋。其他人都睡着了，机舱里是昏暗的。只有他们两个醒着，醒着做爱情的梦。静悄悄地行动。孩子看到了，一位中国小说家看到了。当然，也许还有其它人也看到了。飞机落地，从天上回到人间。女人看到了接机的丈夫，他们热情拥抱。一切回归原点，一切似乎并未发生。
大多数人的爱情，并不经历生死和劫难。但是，越是日常，也越是脆弱。被欲望摧毁，被鸡毛蒜皮侵蚀，被岁月吞没。尤其是中年人的生活。当代短篇小说里，有许许多多不幸和难堪在中年人的世界里上演。爱了半辈子的中年女人一天早上惊觉，丈夫的爱已经不在了。妻子失踪了，丈夫很快有了下一个爱人。女人不断躲避卧室，她厌倦了床上的一切。性的暴力，语言的暴力，伴侣的冷暴力。他们假装一起生活，关起门来相互折磨；或者相敬如宾，有如过客。为什么非要在一起？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为了脸面，为了名利。又也许，“懒得离婚”。
主角总是女性。不甘心的是女人，痛苦不堪的是女人，遭遇暴力的是女人，哭天抢地的是女人，歇斯底里的是女人，飞蛾扑火的是女人。这在一百年来汉语爱情小说中几乎成为惯例。陷在爱情里不能自拔的男主人公比例很少。——为什么作家喜欢写一个女人在爱情中的受难，也许不是基于想象，很可能基于现实。
爱是两情相悦。爱是两性相欢。爱是惺惺相惜。爱是心有灵犀。但是，对于女性而言，爱情也是劫难和无底深渊。一旦爱上，便被吸附进莫大的黑洞。爱的感觉有多强烈，爱的人便有多卑微。爱情中的苦和难，都是因为“信”。“相信爱情”让人快乐，“相信爱情”让人渴望；“相信爱情”也让人沉湎，不能及时抽身。而大多数情况下，女人更容易相信，更愿意相信爱情。
也不全然如此。比如金仁顺笔下的爱情。在她那里，爱情并不煞有介事。那只是一种测试男女关系的化学试纸。《彼此》发表于2007年。丈夫郑昊婚前的背叛是黎亚非婚姻的噩梦，——郑昊在婚礼前还和另一个女人做爱。黎亚非不能原谅他，而当她离婚准备再婚时，熟悉而荒诞的场景出现了。郑昊来看即将成为新娘的她。“黎亚非拿了盒纸巾过去，抽了几张递给郑昊，他伸出手，没拿纸巾，却把她的手腕攥住了，黎亚非说不清楚，是他把她拉进怀里的，还是她自己主动扑进他怀里的。”现任丈夫觉察了出来，于是便有了小说结尾，婚礼上新人接吻，“两个人的嘴唇都是冰凉的。”以“彼此”为小说题目，想必小说家大有深意：“彼此彼此”，“此即是彼，彼即是此”。
六、生死相随

一千八百年前的年轻男子，绝望地看着他美丽的妻子向死亡靠近。卑微之感侵蚀了他。对鱼水之欢的留恋，对生命本身的欢喜，都有赖于这具美丽身体的给予。可现在这个身体马上就要从世间消失。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去。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救自己的女人。
这个男人叫荀奉倩。他是三国时期魏国一位官员的儿子，他与曹洪的女儿结婚并深爱。就是那个冬天，女人发起高烧。男人无能为力。后来，他走到院子中间，将自己冻得冰凉，然后，回到床上，用自己冰凉的身体紧贴她，他希望自己的身体能成为治疗她的药物。当然，结局很悲惨，他病发不起，之后，她也死了。
历史上，这个故事似乎并不值得歌颂。这位死去的男人被写进蒙学课本。荀奉倩被当作可笑的反面典型——这个男人贪恋身体，缺少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故事里分明包含着一种夫妻之爱，那是丈夫对妻子的深深依恋，他甚至愿意和她生死一起。
生死之爱在迟子建的作品里有迷人的光。许多人喜欢《亲亲土豆》，因为其中有寻常却深沉的夫妻之情。一对勤劳恩爱的中年夫妻，男人得了癌症，妻子听到非常绝望。“李爱杰慢吞吞地出了医生办公室，她在走廊碰到很多人，可她感觉这世界只有她一个人。她来到住院处大门前的花坛旁，很想对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娇花倩草哭上一场。可她的眼泪已经被巨大的悲哀征服了，她这才明白绝望者是没有泪水的。”
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于是，这对夫妻只能做最后的告别，即使大限将至，但也如日常般说话，聊天。人在生老病死面前是多么无奈啊，有的只是腔子里的这些呼吸和眷恋。男人走了，妻子在葬礼上用五大袋土豆来陪他棺材一起下葬，“雪后疲惫的阳光挣扎着将触角伸向土豆的间隙，使整座坟洋溢着一股温馨的丰收气息。李爱杰欣慰地看着那座坟，想着银河灿烂的时分，秦山在那里会一眼认出他家的土豆地吗？他还会闻到那股土豆花的特殊香气吗？”
许多人难以忘记这小说的结尾，它让人落泪。“李爱杰最后一个离开秦山的坟。她刚走了两三步，忽然听见背后一阵簌簌的响动。原来坟顶上的一只又圆又胖的土豆从上面坠了下来，一直滚到李爱杰脚边，停在她的鞋前，仿佛一个受宠惯了的小孩子在乞求母亲那至爱的亲昵。李爱杰怜爱地看着那个土豆，轻轻嗔怪道：‘还跟我的脚呀？’”在这里，万物有灵，在这里，是爱生生不息。
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去？一个人活着，死去的爱人就还在世间；一个人死了，但他那像植物一样蓬勃的爱恋依然在。
七、中国式缠绵

有一种迷人的情感，是相思。比如刘庆邦的《鞋》（1997年），写的是很多年前的事。农村姑娘守明十八岁了，未婚夫是隔壁庄里的年轻人，他有浓密的头发，会唱歌也会讲话，多才多艺的他让守明魂牵梦绕。那是属于十八岁姑娘的心事，是属于一个人的“相思”。陡然升起的爱、想到爱人时忽然涌上来的泪水，是自然人性的部分，而那院子里满树的枣花正象喻了守明情感的丰茂。
相思是糖，也是奶和蜜，当然，它很折磨人。害羞、脸红、欲语还休、心头小鹿乱撞、夜晚辗转难眠。不能写信给“那个人”，也没有办法和那个人见面。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那个人的思念？只有做鞋送给他。“让那个人念着她，记住她，她没有别的可送，只有这一双鞋。这双鞋代表她，也代表她的心。”这实在是一种古老的情感表达方式。
那是甜而微苦的情感。一方面它是甜的，几乎每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到属于守明的甜蜜思念：一个人静静地想念“那个人”，在心中和他说话；一针一线缝起的鞋里包含着女孩子细密的情感与想念。但另一方面，每一个经历过爱的人想必也都深知，相思甚苦，因为“那个人”并不一定知道，不一定感受得到，不一定愿意回应。因此，那些想念和那些爱，是守明自我情感的发酵，是“内心戏”。终于桥上相见了。日日相思的“那个人”走到眼前，她希望他穿上她亲手做的鞋，但没有。——千百年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场景，再一次在这对青年男女间上演。
小说最终收束在“守明一直没和母亲说话”的沉默里。这沉默让人想到少女的委屈，痛楚，黯然神伤。写出“甜而微苦”情感，写出独属于中国人情感的微妙，是短篇小说《鞋》的魅力所在。那是怎样一种微妙呢，它是让人战栗的又是让人心生向往的，它是折磨人的却又是让人恋恋不舍的……每个人都会老去，肉身也终有一天会湮灭在尘土里，但相思之情永远让人怀念。
还有一种中国式缠绵。
那应该是暮年之爱吧？铁凝的《火锅子》（2013年）中，“他”和“她”相识于“共和火锅”：两个陌生人各自点菜，同涮一个火锅。由“共和火锅”结缘，他们相识、相爱，走进婚姻，生儿育女，直到老年。现在，两位老人一位八十七岁，一位八十六岁了，牵手、交谈、回忆、拌嘴、娇嗔，在终生相守相爱的人那里，子女和旁人的探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必要。
小说描摹了一种人人能感受到但又无以名状的情感，是那种羞涩、内敛、让人心头一软的东西：“他一辈子没对她说过缠绵的话，好象也没写过什么情书。但她记住了一件事。大女儿一岁半的时候，有个星期天他们带着孩子去百货公司买花布。排队等交钱时，孩子要尿尿。他抱着孩子去厕所，她继续在队伍里排着。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觉得有人在背后轻轻拨弄她的头发。她小心地回过头，看见是他抱着女儿站在身后，是他在指挥着女儿的小手。从此，看见或者听见‘缠绵’这个词，她都会想起百货公司的那次排队，他抱着女儿站在她身后，让女儿的小手抓挠她的头发。那就是他对她隐秘的缠绵，也是他对她公开的示爱。”
潜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性感”与“缠绵”，如此迷人，被小说家准确捕捉到了，那感觉家常、平凡、平淡，是静悄悄的，也是绵长的，有如滴水穿石：“每次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星期天，她那已经稀疏花白、缺少弹性的头发依然能感到瞬间的飞扬，她那松弛起皱的后脖梗依然能感到一阵温热的酥麻。”虽是耄耋之年，但与爱、温暖、柔情、甜蜜、体恤有关的情感依然新如朝露。
几无故事，几无波澜，像极了一幅简笔画：两位暮年老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互相为对方夹菜。“他”的眼中只有“她”，“她”的眼中也只有“他”。——《火锅子》里的爱情，是返朴，是祛魅，是洗尽钟华；它使我们从一种粗糙、简陋、物质唯上的情感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爱情的质地，它的平实、普通，和神性。

八、简单而自在

《双灯》写的是男女之情。不，写的是人狐之爱，人神之爱。它是蒲松龄的作品，也被汪曾祺改写。
有个场景，是《聊斋》里通常有的。男女相欢半年后分别：
后半年魏归家，适月夜与妻话窗间，忽见女郎华妆坐墙头，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逾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与君别矣。请送我数武，以表半载绸缪之意。”魏惊叩其故，女曰：“姻缘自有定数，何待说也。”语次，至村外，前婢挑双灯以待，竟赴南山，登高处，乃辞魏言别。留之不得，遂去。
《聊斋新义》中，汪曾祺选择白话重新讲述此一故事。情节几乎未作大改动，但在结尾处，他增加了二人对白：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了。”
“你忍心？”
“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每一句都平白朴素，每一句都深入人心。那是一位女性对爱的超凡脱俗的理解、也是她关于爱情的简单而自在的认知，由此，一位自由地执着于真爱的狐之形象呼之欲出。蒲松龄笔下，双灯忽明忽暗，意味着一种暧昧的男女情愫关系的起灭，而在汪曾祺那里，两个人的合与分，都是自然的。不同小说调性里，藏着作家对世界、情感及爱情的不同理解。
爱是什么？爱是喜欢，喜欢抚摸对方的头发、脸颊、嘴唇、腰腹，也接纳对方的气味、斑点、疾病和衰老。爱是阳光，是阳光照耀下的阴影和暗淡；爱是雨露，是被雨露滋润漫延的泥沼。爱是令人怀想的风月无边，是如梦如电的虚无。
——爱，或者不爱，都是自主的，自由的；都是有尊严的，也该是高贵的。
九、篇幅虽短，说来话长

契诃夫的经典爱情小说《带小狗的女人》，被纳博科夫盛赞，他的分析堪称经典。这部小说几乎涵盖了爱情小说的所有主题：偷情，背叛，欺骗，隐瞒，庸常，最深沉的爱与依恋。小说发表于1899年，男人叫古罗夫，已婚有子女，有多次出轨经验；他轻视女性并称之为低等种族，但是，私下里他也认知到，与男性相处比较起来，他和女性相处时比较轻松。
安娜单纯天真，爱上了古罗夫。初次出轨的女人对这段相遇患得患失，深感羞愧；男人则是经验丰富。古罗夫回到莫斯科，以为很快就可以忘记安娜，但是，忘不了。他去戏院看戏，希望在那里遇到安娜。果然遇到了。一直幽会，没有其他人知情。
一个文艺腔的少妇，一个面目油腻的公务员。这最初的相遇令人怀疑。也许，不过是双方的逢场作戏。但是，慢慢地，女人感受到精神的苦闷，古罗夫也感受到了。爱情有如神启，降临在普通男女中间。艳遇最终变成爱情。
古罗夫看到了爱，也看到了他自身的双面生活：“凡是构成他的生活核心的事情，统统是瞒着别人，暗地里进行的；而凡是他弄虚作假，他用以伪装自己、以遮盖真相的外衣，例如他在银行里的工作、他在俱乐部里的争论、他的所谓‘卑贱的人种’、他带着他的妻子去参加纪念会等，却统统是公开的。他根据自己来判断别人，就不相信他看见的事情，老是揣测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盖下，就像在夜幕的遮盖下一样，过着他的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
在公开场合里，古罗夫说谎，假模假式，毫不真诚，但公众认可；而那个私下的、有真实情感生活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但却拿不到台面上。这位生活在契诃夫时代的男人，今天的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
那么，小说中的这两个人要怎么发展，这小说的走向该去往哪里？人人都替这对男女捏把汗，就像看着泰塔尼克号一般，明知道它要撞到冰山，却不知道何时在哪里撞。没有人能给他们解答，小说停止了：“似乎再过一会儿，解答就可以找到，到那时候，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不过这两个人心里很明白：离着结束还很远很远，那最复杂、最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小说在谁也不知道会停的地方停了下来，契诃夫为他们按下了时间的暂停键。我们就这样望着纸上的这两个人。许多东西烟消云散了，我们不由自主地把眼光从他们的爱情故事挪开。
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非道德的；什么是公开的，什么是私密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短暂的……这是人的困境，这是爱的难题。从爱情中看到人的处境和世界的荒谬，也从世界的荒谬中看到爱和情感的真挚，《带小狗的女人》使我们重新理解爱情，理解生而为人的苦楚。这小说写的是爱情，和爱情有关的一切；写的是人，与人有关的一切。它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它是日常的，也是神性的。——这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卓异。
在短的篇幅里写下丰富深邃的情感，这是伟大小说家的境界；一如琴弦虽然纤细，但艺术大师却总能弹奏出意蕴悠远、动人心魄的旋律。

-the end-

《小说风景》|

张莉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21年12月

《小说风景》源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在《小说评论》开设“重读现代中国故事”专栏，发表时曾产生广泛影响。在此书中，张莉用随笔式的写作重读鲁迅的《祝福》，郁达夫的《过去》，沈从文的《萧萧》，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荷花淀》，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从这些耳熟能详的篇目中，发现那些我们未曾窥见的小说微光；探索作家们的成长革新之路，思考他们如何在百年文学传统的脉络里确立自我风格。通过精微的文本细读，作者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核心命题：小说文体的革命、爱情话语的变迁、中国美学风格的构建……呈现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内在美学逻辑。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持微火者》《众声独语》《远行人必有故事》及随笔集《来自陌生人的美意》等。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茅盾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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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初审：周贝、化城
稿件复审：王薇稿件终审：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