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生产力比父辈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工作时长却没有明显下降？

显示全部楼层 · 2022-4-28 18:45:31

别说你了，凯恩斯也没想明白。
1928年末，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写了一篇短文，题为“经济发展为我们的后代创造的可能性”。在这篇展望未来的文章中他大胆地预测，一百年后，即2028年，欧洲和美国的生活水平将有大幅提升，以至于大家不必再疲于奔命地去赚钱。凯恩斯还预测“我们的后代”每天工作的时间大约在三小时左右，而即使这么短的工作时间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劳动力的供应仍会超过实际的需求。
今天，我们离凯恩斯预测的2028年只有10年之隔，但只要稍稍回顾一下近90年的发展，几乎无人胆敢做出像凯恩斯那样的大胆的预测。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不仅没有在向“闲着没事做”的方向迈进，而是越来越疲于奔命。
有几位经济学家在书中指出凯恩斯对人的本性把握不准：他假设人在物质和体验上的追求是有上限的，而事实证明人的欲望是节节上涨的。在经济学家Gary Becker和Luis Rayo看来，人天生无法得到满足，在新的目标达到后，他们又会去追求新的刺激。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看来，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在1970年代，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每年平均的工作时间差不多，但后来，欧洲人开始更注重享受闲暇，以至于到今天，美国人每年平均比英国人多工作140小时，比法国人多300小时。
美国人类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David Graeber也注意到了凯恩斯对未来的预测与实际相差甚远，但他认为，现代人比以前更忙是因为一大批没有意义的工作被源源不断地创造了出来，他称此类工作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他充满怜悯地写道，欧洲与北美越来越多的人每天都在非常痛苦地干着这种可有可无的工作。
这些工作的收入并不低，Graeber发现自己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以利润和效率至上的私人公司会创造这些让人无所事事的岗位？他写道，虽然公司每次裁员都会涉及一线员工；
“但不知什么原因，那些按月拿工资的文员们却是有增无减。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虽然表面上是每周在干40-50小时的活，但实际的工作时间就像凯恩斯预测的那样只有15小时左右，因为他们其余的时间是浪费在参加励志的讲座、更新自己的脸书简介和下载娱乐视频上。”

格雷柏将狗屁工作分成几类，其中就包括为了让自己上级感觉重要的“马屁精”（flunkies），比如宾馆门童、电梯操作员以及某些无事可做的前台接待员，他认为这是类似封建残余的工作；另一类是让下属感觉自己不重要的任务大师（taskmaster），他们负责分配以及监督狗屁工作；还有富有侵略性甚至有害性的“打手”（goons），这包括电话销售、广告、公关和公司法务，他们需要帮助教育顾客产生需求，再诱使人们为此买单。有意思的是，格雷伯对于公关的讽刺极为强烈，他说不知道牛津大学为什么需要聘请公关部确保“最好大学”的地位，如果公关能让牛津大学地位不保，这才能证明他们工作的力度，但这同样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三类工作之外，还有为系统本不应有的错讹而存在的“胶带型工作”（duct tapers），他们要跟在上级和其他更重要的人后面收拾烂摊子；以及循规蹈矩的“勾框型工作”（box tickers），要求别人勾选表格按流程办事就是他们的工作，虽然他们明明知道完成表格并不能实现单位声称的目标。当然，这些狗屁工作类型也可以彼此混合的形式存在。
格雷伯试图论述的正是，感受到工作的目的并且去做，就是最大的自由，而“摸鱼”“无实物表演”“装作自己在忙”的工作事实上是最大的无尊严和不自由。这与人们以往基于功利主义的人性假设——作为理性人，人性本能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无所事事还有收入是理想工作——完全不同。

但是有些技术却是服务于特定主体的，它已经把主体的意志内嵌入技术的研发之中。所以马克思提醒我们要区分技术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例如流水线，它是现代管理技术的成果，但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将工人去技术化、让工人的劳动彻底程序化，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从而造就驯服的工具。这种技术背后贯彻的无疑是工厂主的意志，但这是不人道的意志，因为它把工人当成了和机器配件一样的东西。

同样，钉钉贯彻的也是企业主的意志，让老板对员工有着全面的掌控，让员工随时处于待命的状态。这首求饶歌的一句歌词某种意义上也暴露了钉钉的心态：“我也不想牵连老师和你们（即小学生）”。
言下之意就是，钉钉只是服务于企业管理，让让企业主实现对员工的全面管控，从而提升工作效率。但是我们之前说过，这种彻底取消员工自主性和自由的设计只会妨碍劳动生产率，甚至引起员工的反感和抵抗。小学生毕竟涉世未深，当他们成为钉钉的受害者时，用这种带有卢德主义色彩的行动来发泄他们的不满也可以理解。
对于中国的劳动者来说，不稳定的工作似乎是更恰当的概念。毕竟，零工经济主要指：1.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人从雇主那里接受任务或项目，并且按照任务或项目收费，如三和大神的日结零工；2. 劳动者通过网络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某种服务，从而按单收费，如快递，接送或打扫卫生等。后者当然是最为常见的零工经济形式。这种劳动形式的特点是不承认雇佣关系，因为劳动者被认为是独立承包人。没活就意味着没收入，如疫期期间的快车司机。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劳动人口都是没有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保护的，他们的社会保险也微乎其微。
在中国的舆论场中，对于劳动者收入保障的讨论是缺失的。那些呼吁尽早复工的人，是担心经济衰退会造成更多穷人的死亡。复工可能会感染致死，不复工可能会饿死，这的确是两难选择。但我们从没有想过，在不能复工的时期（这段时间应该持续多久，需要各方面的共同论证），也可以为那些无法工作的劳动者提供收入保障。这些收入是要投入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有助于够维持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