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陶行知？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1-1 06:00:03

他在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关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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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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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RichContent RichContent--unescapable"><div class="RichContent-inner"><span class="RichText ztext CopyrightRichText-richText css-hnrfcf" options="[object Object]" itemProp="text">陶行知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渴望以教育为手段改造社会，期望社会进步，尤其是关系到广大民众利益的乡村社会。
“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庭。出身清贫固然让他的童年时代充满艰辛，但他却始终以自己贫家子弟的身份为荣。多年后，在广西桂林的一次演讲中，主持人孙铭勋向听众介绍说：“陶先生是生长在中国安徽乡下的一个富农家里。”陶行知立刻纠正了他的说法：

“对于孙先生的介绍，我非常满意。但我有一点修正，我的家里只有两亩田——而且当我幼年时就是一天天的没落，并不是一个富农。”

少年时的陶行知时常随父亲挑菜进城出售，帮助母亲做杂物。因为手脚勤快又聪颖好学，因此得到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的赏识，让其免费就读。在求学途中，他曾一度穷困潦倒。在多年后为一位晚辈李楚才的《破晓》一书撰写的序言里，他还特意提到自己“十八岁流落在苏州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兄把衣服当得三百文过一日”。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再度受到唐进贤的推荐，考入金陵汇文书院预科中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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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许国石坊，陶行知少年时喜欢去的地方。

1910年，金陵汇文书院易名为金陵大学。作为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金陵大学不仅人才济济，其文凭更获得美国认可，毕业生持此文凭，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相应大学研究院进行深造。因此，1914年，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秋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教育学，1917年9月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后担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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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时期的陶行知。

如果按照这条路径发展，陶行知完全可以像民国时代的学界精英一样，走上一条向社会上层通行的道路。但1922年2月，陶行知受聘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在1923年5月参与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于同年7月辞去东南大学教职，此后将兴趣和精力转向更直接的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社会活动，力图通过人民的教育事业来施展他的爱国情怀，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性、平民性”。这一年的11月13日，在前往武汉的途中，陶行知的内心做好了献身平民教育的准备。在写给妹妹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由表及里的转变：

“知行近日买了一件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很与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然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所说的“平民性”主要不是指穿戴的服装样式，而是指社会平等，用教育在百姓中的普及来建设一个社会流动顺畅的环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在参与推进平民教育的过程中，陶行知日益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教育对社会改造和社会平等的关键意义，认识到民众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就是“处处读书，人人明理”，造就现代国民，最终“以统一的教育促成统一的国家”（《平民教育概论》，1924年）。他是非常善于鼓动的，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事，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认为乡村教育不是教会农民向城里跑，而是改造乡村生活，发展科学和为农民谋利益的农业经济，让普通农民像其他人一样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让无数个获得新生的乡村汇聚成国家的新生。
陶行知一生最得意、最有成就感、最能体现他教育思想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办于1927年（1928年改名晓庄学校），在1930年就曾被蒋介石查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缉。晓庄学校在1932年再度被查封，到1951年才得以复校。在1931年被蒋介石通缉期间，他以评点莎士比亚戏剧的名目写了《一出历史戏的开场白》，抗议蒋介石的专横：

“老子也曾革过命，于今懒动怕人动。谁要大胆动一动，俺就断他是反动！”

陶行知（右一）与胡适（右三）的合影。

他在这期间的作品开始有明显的激进社会思想，与胡适的口味和思想倾向开始出现明显的不同。陶行知和胡适同为安徽人，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教育，1927年，胡适为上海青年会创办的职业学校，撰写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的文章，在文中，胡适赞同吴稚晖提出的“拜金主义”信条：

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8 v, J& j- ~8 j5 `" E8 G
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
% u3 Y2 e t+ _& R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生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

胡适的“拜金主义”当然不是说要鼓励贪婪，而是想宣传积极经营的生活态度，办职业学校，让人们有谋生之道。但是这篇短文对困顿和极度贫穷的底层民众流露出了鄙视和冷漠，展示了一种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精英派头：“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扦，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堆，去寻垃圾堆里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胡适因此断言：

“这种人连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也不肯放过，还能有什么‘道德’、‘牺牲’、‘廉洁、’‘路不拾遗’？”

陶行知为此特意写了一封信对胡适进行反驳

“这个老太婆顶可敬。她能利用废物。她的能力小，只能保存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就保存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您们能力大，能保存一个半个没有侵略完的国家，就得要保存这一个半个没有侵略完的国家啊！”

他也用调侃的语气对胡适说：“倘使胡适之先生当真成了‘拜金主义’的教主，那末有钱的陶知行固然有福气听一声‘请进来’，没有钱的陶知行就要尝一尝‘不在家’的滋味了。”
陶行知在信中，也提到了自己与“拜金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拜己主义”。人们真正应该“崇拜”的不是金钱，而是自己动手的能力。他在写于1931年的儿歌《儿童工歌》中写道：

“我是小工人，我有双手万能。我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

宋庆龄题“万世师表”。

“吃了摊贩老沈的一碗面 ”
造“富的社会”，而不是造“富的个人”，陶行知言简意赅的表达，精准点出社会贫富分化的深刻成因：正因为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少数“富的个人”手中，而用万能双手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大众，却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对贫苦百姓强烈、真切、发自内心的同情，对权贵欺凌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满，是陶行知贯穿一生、始终不变的态度。也是他与宣扬“为穷人说话”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情感共鸣的最重要原因。
1936年秋，陶行知访问伦敦。10月23日，他特意前往伦敦海格特公墓，拜谒马克思墓。之后，他又先后四次拜谒马克思墓。他的友人李信慧回忆起陶行知拜谒马克思墓的情景，他们坐地铁走了许多路赶到海格特公墓，陶行知特别对李信慧说：“马克思的墓很难找，好在我以前和吴玉章先生来过，现在是识途的老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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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陶行知。

他们“走过许多好的坟才找到一块小小的方地”，陶行知将马克思和他的家人以及他忠心耿耿的女仆海伦的坟墓指给他看，并对他说：

“他的坟表示着马克思活着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死后也要和他们长眠在一起的意思。

在另一次拜谒时，他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表达对这位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崇敬而亲切的感情：

“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在关心平民大众的爱国事业上，陶行知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着共同情感和共同语言。与他一同拜谒马克思墓的吴玉章，对陶行知的评价可谓知人之言：陶行知的立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的想法是要知识分子“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头上，做人上人之思想”，他的教育都不是为少爷小姐办的，是为大众办的，是解放大众的“革命教育”。
“解放大众”的“革命教育”，对陶行知而言，绝不是书空咄咄的理论，而是要身体力行的实践，是要切身处地扎根到人民大众之中，感受平民生活的点点滴滴，真切地感受何谓“贫穷”的本质。在1925年的一首诗歌里，陶行知记述了一个贫民之家的困境：

“家穷子孙多，睡觉抢被窝，吃饭打破锅，妹嫁等姐姐，弟娶等哥哥。”

这首儿歌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户贫民惟妙惟肖的数笔白描，但背后所蕴藏的却是陶行知对贫穷问题的深入思考。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口过多不仅会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更会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压力。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文章中，陶行知以一家拥有30亩地的自耕农为例，指出子女生育对家庭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影响：

“如果他有两个孩子，他是小康，孩子们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个孩子，大家一起都变文盲，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连小学也不能进；如果生了四个孩子，大家只好穿旧衣，冬天难免受冻，下雨屋漏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医生；如果再生一个，一起五个孩子，大家一起进饿牢。到进了饿牢，他还说是听天由命。”

人口数量与素质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是贫穷的主要成因之一。但贫穷还有社会更深层也更难以觉察的结构性因素。贫穷也会施加障眼法，让人很容易只将衣不蔽体的赤贫当作贫穷的唯一标准，而注意不到那些看似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的人事实上也承担着巨大的贫穷压力——他们是隐藏的穷人，只是身处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暗处，因此很少有人觉察。
陶行知自己也曾受过贫穷障眼法的蒙蔽。1930年的一天下午，他去上海新爱伦影戏院看戏。因为饥肠辘辘，所以趁着休息十分钟的时间走到门口，找个面摊下碗面吃。“这碗面费十四个铜板，连吃带煮只用了五分钟，可算是经济极了。”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于是陶行知便与摊贩闲聊起来，乘机问问面摊的营业情况。得知“摊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计二元，月纳巡捕房照会捐二元，每月可赚三十元”。
听老沈算完这笔账，陶行知对他说：“你的进款比乡村教师还要好一点。”不想老沈却回答道：“苦来些，每天深夜四点钟回家，早上七点就要出来买材料，准备一天卖的面饺。如果不是这样，一家人便不能活。”
听了这番话，陶行知才仔细端详老沈的面孔，发现他“脸色黄瘦，确是辛苦太过的结果。十四个铜板一碗的面，虽是平民的午餐，但它是另一个平民的康健换来的”。他像许多人一样，只看到了老沈这样的城市贫民表面上有着一份谋生职业和一笔相对可观的收入，却看不到这份收入并不仅仅养活他一个人，而是需要养活一个家庭，这笔可观的收入平均到每个家庭成员的头上，就会捉襟见肘；更没有看到的是，在当时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下，底层劳动平民，获得这样一笔养家活口的收入，所付出的劳动有多么艰辛，以至于每一块铜板，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谓“贫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劳动付出与收入所得之间强烈的不对等。
无限感慨的陶行知写了一首诗，记述自己与摊贩老沈间这段寻常而又不寻常的经历：

新爱伦门前面一碗，
: G' o% [: u/ q, `& V( a花了一十四个小铜板。, c& V7 _7 ^2 D% ~) @9 Y8 k# }
摊贩名字叫老沈，) M& m, E# Y, W& P' m' O* L
自做伙计与老板。
/ ^6 s) o+ k4 }+ W2 _) F每月可赚三十元，- a' S0 v) P* u$ a' L
教师不如摆面摊。0 i% _* x# X8 N1 F5 Z6 c
那知他说：“苦来些，
' O: w6 z, k1 u3 T+ x" a一夜只睡三点钟；
3 c. {( w2 ^# `7 \/ `) k若要多睡一刻儿，
! G) r; D' L! B* c儿女冻饿谁做东？”
: O; I. C% R o% N, S* O# C0 H将他从头望到底，1 e8 P. P# \( c! x! C( b% i
一株枯树立秋风。: c8 e. g! M0 B
面儿代价我知了，$ n P( X" k! o. W: i. p
不是紫铜是血红！

当陶行知想把这首诗送给老沈时，却发现他已是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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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手书。

“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改变中国民众贫穷的面貌，在陶行知看来，加强国民教育，尤其是改善平民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教育不仅仅让人获得知识，更能让一位劳动者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让人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国之民所应有的职责与权利。早在1914年陶行知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以教育改造社会的理念：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

平民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陶行知当时负责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有他自己的观察、体会和思考，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他受过西方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的正规训练，但是他具有原创性的想法还是来自他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实践。
1924年春，他与后来一起创办晓庄学校的赵叔愚教授参观了南京郊外的燕子矶国民学校，感想很多，认为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学校，写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一个用钱少的活学校》。一所国民学校的使命，在陶行知看来，不仅是教书教知识，而且要改造周边的小环境。他对乡村教育社会使命的理解非常微观，目标“细小”，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那里的一所小学校长和教员，扮演的角色类似村长助理或者村长秘书，有点像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成型的现代西方乡村教育体系。首先，他对燕子矶校长丁超先生的评价是：“他有事实化的理想，理想化的事实。他事事以身作则。他是教员的领袖，学生的领袖，渐渐要成为社会的领袖。”校长手里时常拿着钉锤和扫帚，时时修缮，打扫卫生，鼓励师生们自己动手改善学校环境。譬如学校建在关帝庙里，丁校长就带领学生洗刷神像，把杂乱散放的一些神像搬到隔壁的庙里，清理出一个光明整洁的教室。
关键的环节是，丁校长还带领学生们改进学校周边和村庄整体的环境，不仅在学校附近种树，还在周围的山上种树，清理村庄山坡上的垃圾，“村民一面倒，他就一面扫。村民倒一回，他就扫一回。后来邻居渐渐出来责备倒垃圾的人，燕子矶从此就清洁了”。这个学校是务实和节约的，没有门房和杂役，卫生和泡茶都是师生分担，经费也得到节省，可以用在更加重要的地方。务实和体贴村民的态度也帮学校争取到当地士绅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陶行知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乡村小学教师的夫妻配合。他认为丁校长能够做好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他夫人的帮助，而且同样作为教师的夫人还帮助学校更多地招收和更好地教育女学生，推进村庄的社会改进：“她在这里服务带一半义务性质。他们所组织的俭朴家庭同时是乡村家庭的模范”。他甚至建议说，“未来的乡村学校最好是夫妻合办。如果男师范生和女师范生结婚之后，共同担负一个小乡村的改造，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并是报国的要图”。
夫妻合办乡村小学的成功例子，陶行知起码在1924年写了一首有名的《村魂歌》，由赵元任先生谱曲，流传得很广。“村魂”这个表达说明了先生对乡村小学角色的理解并不限于教书和传授书本知识，而是带有社会改进的意义：
“男学生，女学生，结了婚，做先生。哪儿做先生？东村或西村。同去改旧村，同去造新村。旧村魂，新村魂，一对夫妻一个魂。”
后来因为晓庄学校一些学生结婚并共同创办工学团——晓庄学校模式的变通和推广，陶行知也写诗祝贺，其中写道：

“庙小活佛多，事忙吃不消。幸是双双到，担子两人挑”。

电视剧《陶行知》（2011）。

毕业于金陵大学和留学美国的陶行知是一位“洋学生”，却不迷信留洋。他觉得留学生治国，不小心的话容易脱离实际，就好比请乡下人吃西餐：“乡下佬，吃大菜，刀儿当做筷。我的妈呀！舌头去了一大块。”他的教育思想经常被称为“生活即教育”或者“社会即学校”，他为此做的理论表述并不总是清晰，但是他举出的例子反倒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与晓庄学校关系密切的南京和平门小学在村里有用水困难，所以打了一口水井，也请村民公用，却遭遇了两个困难。一是出水量不够，大家都来得很早，后来的打不上水；二是在取水时候争先恐后，发生争执甚至打起架来。于是学校和村民就开了大会来解决，并推举一位十几岁的小学生做主席。七嘴八舌之后，大家达成四条意见，立刻就得到执行，没有人违背：

“（一）水井每天休息十小时。自下午七时到上午五时，不去取水，违者罚洋一元充修井之用；（二）每次取水，先到先取，后到后取，违者罚小洋陆角，充修井之用；（三）推举刘君世厚为监察员，负执行处分之责；（四）公推雷老先生为开井委员长，筹款加开一井。茶馆、豆腐店应多出款。富户劝其多出。于最短时期内由村民团结的力量将井开成。”

在陶行知对这一事件以及他多年教育实践的总结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乡村教育和社会改进纲领：学校是一个小单位，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基础上需要融入自己周边的环境，让师生了解人生和社会，走向民众，让民众走进学校，学校与民众打成一片，产生出“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生活即教育》，1930年；《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1932年）。
在晓庄学校停办之后的十几年里面，陶行知提倡和创办过工学团和育才学校，积极通过办教育支持艰苦的抗日战争，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但是晓庄学校以及以晓庄学校为典范的教育改进乡村社会的理想，始终是先生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核心和重心，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在加强基层治理的新时代社会建设事业中，以及在改变教育单纯是文化知识传授这一片面性的过程中，特别值得反思和借鉴的思路和做法。
在晓庄师范开办期间，陶行知在校园内张贴了许多他自己写的对联，其中最有名、流传最广、已经成为汉语经典的，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一生奋斗，经历种种磨难坎坷，受到人们的热情支持，也惹起争议，遭遇过冷眼和不公正待遇。但他从来都是乐观的，常常是笑容满面的，从来都有一个平民谦卑和真切的生活热情，所以他能取得成功，能够在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教育事业上留下永久的痕迹。1924年，陶行知写下了一首题为《新年饮》的打油诗，这或许正是他作为一位平民教育家，一位社会改革者心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既不高妙，也不玄虚，如此具体，而又如此赤诚。这是来自一个世纪前陶行知对他所挚爱的平民大众的祝福。

“三杯绍兴酒，
" s( ^& q" M1 }) x/ b- }一碗红烧肉， u7 y% S- k/ s0 o4 K+ |& N
吃到肚子里，
* X) r" v2 V$ O- i同享无量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彭小瑜；导语撰写：李夏恩；编辑：李夏恩、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ZoeY385 · 2021-11-1 12:42:00

陶行知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渴望以教育为手段改造社会，期望社会进步，尤其是关系到广大民众利益的乡村社会。
“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庭。出身清贫固然让他的童年时代充满艰辛，但他却始终以自己贫家子弟的身份为荣。多年后，在广西桂林的一次演讲中，主持人孙铭勋向听众介绍说：“陶先生是生长在中国安徽乡下的一个富农家里。”陶行知立刻纠正了他的说法：

“对于孙先生的介绍，我非常满意。但我有一点修正，我的家里只有两亩田——而且当我幼年时就是一天天的没落，并不是一个富农。”

少年时的陶行知时常随父亲挑菜进城出售，帮助母亲做杂物。因为手脚勤快又聪颖好学，因此得到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的赏识，让其免费就读。在求学途中，他曾一度穷困潦倒。在多年后为一位晚辈李楚才的《破晓》一书撰写的序言里，他还特意提到自己“十八岁流落在苏州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兄把衣服当得三百文过一日”。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再度受到唐进贤的推荐，考入金陵汇文书院预科中学部。

歙县许国石坊，陶行知少年时喜欢去的地方。

1910年，金陵汇文书院易名为金陵大学。作为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金陵大学不仅人才济济，其文凭更获得美国认可，毕业生持此文凭，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相应大学研究院进行深造。因此，1914年，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秋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教育学，1917年9月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后担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

金陵大学时期的陶行知。

如果按照这条路径发展，陶行知完全可以像民国时代的学界精英一样，走上一条向社会上层通行的道路。但1922年2月，陶行知受聘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在1923年5月参与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于同年7月辞去东南大学教职，此后将兴趣和精力转向更直接的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社会活动，力图通过人民的教育事业来施展他的爱国情怀，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性、平民性”。这一年的11月13日，在前往武汉的途中，陶行知的内心做好了献身平民教育的准备。在写给妹妹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由表及里的转变：

“知行近日买了一件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很与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然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所说的“平民性”主要不是指穿戴的服装样式，而是指社会平等，用教育在百姓中的普及来建设一个社会流动顺畅的环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在参与推进平民教育的过程中，陶行知日益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教育对社会改造和社会平等的关键意义，认识到民众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就是“处处读书，人人明理”，造就现代国民，最终“以统一的教育促成统一的国家”（《平民教育概论》，1924年）。他是非常善于鼓动的，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事，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认为乡村教育不是教会农民向城里跑，而是改造乡村生活，发展科学和为农民谋利益的农业经济，让普通农民像其他人一样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让无数个获得新生的乡村汇聚成国家的新生。
陶行知一生最得意、最有成就感、最能体现他教育思想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办于1927年（1928年改名晓庄学校），在1930年就曾被蒋介石查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缉。晓庄学校在1932年再度被查封，到1951年才得以复校。在1931年被蒋介石通缉期间，他以评点莎士比亚戏剧的名目写了《一出历史戏的开场白》，抗议蒋介石的专横：

“老子也曾革过命，于今懒动怕人动。谁要大胆动一动，俺就断他是反动！”

陶行知（右一）与胡适（右三）的合影。

他在这期间的作品开始有明显的激进社会思想，与胡适的口味和思想倾向开始出现明显的不同。陶行知和胡适同为安徽人，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教育，1927年，胡适为上海青年会创办的职业学校，撰写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的文章，在文中，胡适赞同吴稚晖提出的“拜金主义”信条：

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 B4 ^2 ?: ~8 k$ V/ [( O
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 \; k4 T; G4 T" o) G" R0 \+ m/ K
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生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

胡适的“拜金主义”当然不是说要鼓励贪婪，而是想宣传积极经营的生活态度，办职业学校，让人们有谋生之道。但是这篇短文对困顿和极度贫穷的底层民众流露出了鄙视和冷漠，展示了一种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精英派头：“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扦，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堆，去寻垃圾堆里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胡适因此断言：

“这种人连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也不肯放过，还能有什么‘道德’、‘牺牲’、‘廉洁、’‘路不拾遗’？”

陶行知为此特意写了一封信对胡适进行反驳

“这个老太婆顶可敬。她能利用废物。她的能力小，只能保存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就保存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您们能力大，能保存一个半个没有侵略完的国家，就得要保存这一个半个没有侵略完的国家啊！”

他也用调侃的语气对胡适说：“倘使胡适之先生当真成了‘拜金主义’的教主，那末有钱的陶知行固然有福气听一声‘请进来’，没有钱的陶知行就要尝一尝‘不在家’的滋味了。”
陶行知在信中，也提到了自己与“拜金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拜己主义”。人们真正应该“崇拜”的不是金钱，而是自己动手的能力。他在写于1931年的儿歌《儿童工歌》中写道：

“我是小工人，我有双手万能。我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

宋庆龄题“万世师表”。

“吃了摊贩老沈的一碗面 ”
造“富的社会”，而不是造“富的个人”，陶行知言简意赅的表达，精准点出社会贫富分化的深刻成因：正因为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少数“富的个人”手中，而用万能双手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大众，却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对贫苦百姓强烈、真切、发自内心的同情，对权贵欺凌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满，是陶行知贯穿一生、始终不变的态度。也是他与宣扬“为穷人说话”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情感共鸣的最重要原因。
1936年秋，陶行知访问伦敦。10月23日，他特意前往伦敦海格特公墓，拜谒马克思墓。之后，他又先后四次拜谒马克思墓。他的友人李信慧回忆起陶行知拜谒马克思墓的情景，他们坐地铁走了许多路赶到海格特公墓，陶行知特别对李信慧说：“马克思的墓很难找，好在我以前和吴玉章先生来过，现在是识途的老马了。”

青年时期的陶行知。

他们“走过许多好的坟才找到一块小小的方地”，陶行知将马克思和他的家人以及他忠心耿耿的女仆海伦的坟墓指给他看，并对他说：

“他的坟表示着马克思活着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死后也要和他们长眠在一起的意思。

在另一次拜谒时，他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表达对这位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崇敬而亲切的感情：

“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在关心平民大众的爱国事业上，陶行知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着共同情感和共同语言。与他一同拜谒马克思墓的吴玉章，对陶行知的评价可谓知人之言：陶行知的立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的想法是要知识分子“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头上，做人上人之思想”，他的教育都不是为少爷小姐办的，是为大众办的，是解放大众的“革命教育”。
“解放大众”的“革命教育”，对陶行知而言，绝不是书空咄咄的理论，而是要身体力行的实践，是要切身处地扎根到人民大众之中，感受平民生活的点点滴滴，真切地感受何谓“贫穷”的本质。在1925年的一首诗歌里，陶行知记述了一个贫民之家的困境：

“家穷子孙多，睡觉抢被窝，吃饭打破锅，妹嫁等姐姐，弟娶等哥哥。”

这首儿歌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户贫民惟妙惟肖的数笔白描，但背后所蕴藏的却是陶行知对贫穷问题的深入思考。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口过多不仅会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更会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压力。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文章中，陶行知以一家拥有30亩地的自耕农为例，指出子女生育对家庭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影响：

“如果他有两个孩子，他是小康，孩子们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个孩子，大家一起都变文盲，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连小学也不能进；如果生了四个孩子，大家只好穿旧衣，冬天难免受冻，下雨屋漏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医生；如果再生一个，一起五个孩子，大家一起进饿牢。到进了饿牢，他还说是听天由命。”

人口数量与素质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是贫穷的主要成因之一。但贫穷还有社会更深层也更难以觉察的结构性因素。贫穷也会施加障眼法，让人很容易只将衣不蔽体的赤贫当作贫穷的唯一标准，而注意不到那些看似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的人事实上也承担着巨大的贫穷压力——他们是隐藏的穷人，只是身处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暗处，因此很少有人觉察。
陶行知自己也曾受过贫穷障眼法的蒙蔽。1930年的一天下午，他去上海新爱伦影戏院看戏。因为饥肠辘辘，所以趁着休息十分钟的时间走到门口，找个面摊下碗面吃。“这碗面费十四个铜板，连吃带煮只用了五分钟，可算是经济极了。”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于是陶行知便与摊贩闲聊起来，乘机问问面摊的营业情况。得知“摊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计二元，月纳巡捕房照会捐二元，每月可赚三十元”。
听老沈算完这笔账，陶行知对他说：“你的进款比乡村教师还要好一点。”不想老沈却回答道：“苦来些，每天深夜四点钟回家，早上七点就要出来买材料，准备一天卖的面饺。如果不是这样，一家人便不能活。”
听了这番话，陶行知才仔细端详老沈的面孔，发现他“脸色黄瘦，确是辛苦太过的结果。十四个铜板一碗的面，虽是平民的午餐，但它是另一个平民的康健换来的”。他像许多人一样，只看到了老沈这样的城市贫民表面上有着一份谋生职业和一笔相对可观的收入，却看不到这份收入并不仅仅养活他一个人，而是需要养活一个家庭，这笔可观的收入平均到每个家庭成员的头上，就会捉襟见肘；更没有看到的是，在当时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下，底层劳动平民，获得这样一笔养家活口的收入，所付出的劳动有多么艰辛，以至于每一块铜板，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谓“贫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劳动付出与收入所得之间强烈的不对等。
无限感慨的陶行知写了一首诗，记述自己与摊贩老沈间这段寻常而又不寻常的经历：

新爱伦门前面一碗，% F# ~4 q7 e0 C# x7 a5 a# \  o
花了一十四个小铜板。( R' t2 q3 J. y! Y3 q* s
摊贩名字叫老沈，
" v* K# I1 ?, {4 x8 ]自做伙计与老板。
. f/ b0 D, Q7 U0 }" _9 z$ F每月可赚三十元，
1 O8 J  J9 p, q4 G6 \5 ?教师不如摆面摊。  H. f8 E' Q3 C
那知他说：“苦来些，
6 i; ?" b0 i- j$ n6 u) C7 ^  n: u一夜只睡三点钟；
9 B* d$ S1 b# E0 z若要多睡一刻儿，
6 I2 N$ Z1 v9 w; _儿女冻饿谁做东？”, x9 s( z4 }8 T% F7 a: {5 R
将他从头望到底，
5 i* Q3 B7 i7 q$ v一株枯树立秋风。
& ?2 Y1 N0 [: \( G2 b1 e面儿代价我知了，6 y/ S9 v! s/ p4 \3 |9 z
不是紫铜是血红！

当陶行知想把这首诗送给老沈时，却发现他已是不知去向了。

陶行知手书。

“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改变中国民众贫穷的面貌，在陶行知看来，加强国民教育，尤其是改善平民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教育不仅仅让人获得知识，更能让一位劳动者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让人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国之民所应有的职责与权利。早在1914年陶行知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以教育改造社会的理念：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

平民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陶行知当时负责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有他自己的观察、体会和思考，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他受过西方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的正规训练，但是他具有原创性的想法还是来自他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实践。
1924年春，他与后来一起创办晓庄学校的赵叔愚教授参观了南京郊外的燕子矶国民学校，感想很多，认为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学校，写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一个用钱少的活学校》。一所国民学校的使命，在陶行知看来，不仅是教书教知识，而且要改造周边的小环境。他对乡村教育社会使命的理解非常微观，目标“细小”，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那里的一所小学校长和教员，扮演的角色类似村长助理或者村长秘书，有点像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成型的现代西方乡村教育体系。首先，他对燕子矶校长丁超先生的评价是：“他有事实化的理想，理想化的事实。他事事以身作则。他是教员的领袖，学生的领袖，渐渐要成为社会的领袖。”校长手里时常拿着钉锤和扫帚，时时修缮，打扫卫生，鼓励师生们自己动手改善学校环境。譬如学校建在关帝庙里，丁校长就带领学生洗刷神像，把杂乱散放的一些神像搬到隔壁的庙里，清理出一个光明整洁的教室。
关键的环节是，丁校长还带领学生们改进学校周边和村庄整体的环境，不仅在学校附近种树，还在周围的山上种树，清理村庄山坡上的垃圾，“村民一面倒，他就一面扫。村民倒一回，他就扫一回。后来邻居渐渐出来责备倒垃圾的人，燕子矶从此就清洁了”。这个学校是务实和节约的，没有门房和杂役，卫生和泡茶都是师生分担，经费也得到节省，可以用在更加重要的地方。务实和体贴村民的态度也帮学校争取到当地士绅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陶行知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乡村小学教师的夫妻配合。他认为丁校长能够做好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他夫人的帮助，而且同样作为教师的夫人还帮助学校更多地招收和更好地教育女学生，推进村庄的社会改进：“她在这里服务带一半义务性质。他们所组织的俭朴家庭同时是乡村家庭的模范”。他甚至建议说，“未来的乡村学校最好是夫妻合办。如果男师范生和女师范生结婚之后，共同担负一个小乡村的改造，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并是报国的要图”。
夫妻合办乡村小学的成功例子，陶行知起码在1924年写了一首有名的《村魂歌》，由赵元任先生谱曲，流传得很广。“村魂”这个表达说明了先生对乡村小学角色的理解并不限于教书和传授书本知识，而是带有社会改进的意义：
“男学生，女学生，结了婚，做先生。哪儿做先生？东村或西村。同去改旧村，同去造新村。旧村魂，新村魂，一对夫妻一个魂。”
后来因为晓庄学校一些学生结婚并共同创办工学团——晓庄学校模式的变通和推广，陶行知也写诗祝贺，其中写道：

“庙小活佛多，事忙吃不消。幸是双双到，担子两人挑”。

电视剧《陶行知》（2011）。

毕业于金陵大学和留学美国的陶行知是一位“洋学生”，却不迷信留洋。他觉得留学生治国，不小心的话容易脱离实际，就好比请乡下人吃西餐：“乡下佬，吃大菜，刀儿当做筷。我的妈呀！舌头去了一大块。”他的教育思想经常被称为“生活即教育”或者“社会即学校”，他为此做的理论表述并不总是清晰，但是他举出的例子反倒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与晓庄学校关系密切的南京和平门小学在村里有用水困难，所以打了一口水井，也请村民公用，却遭遇了两个困难。一是出水量不够，大家都来得很早，后来的打不上水；二是在取水时候争先恐后，发生争执甚至打起架来。于是学校和村民就开了大会来解决，并推举一位十几岁的小学生做主席。七嘴八舌之后，大家达成四条意见，立刻就得到执行，没有人违背：

“（一）水井每天休息十小时。自下午七时到上午五时，不去取水，违者罚洋一元充修井之用；（二）每次取水，先到先取，后到后取，违者罚小洋陆角，充修井之用；（三）推举刘君世厚为监察员，负执行处分之责；（四）公推雷老先生为开井委员长，筹款加开一井。茶馆、豆腐店应多出款。富户劝其多出。于最短时期内由村民团结的力量将井开成。”

在陶行知对这一事件以及他多年教育实践的总结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乡村教育和社会改进纲领：学校是一个小单位，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基础上需要融入自己周边的环境，让师生了解人生和社会，走向民众，让民众走进学校，学校与民众打成一片，产生出“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生活即教育》，1930年；《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1932年）。
在晓庄学校停办之后的十几年里面，陶行知提倡和创办过工学团和育才学校，积极通过办教育支持艰苦的抗日战争，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但是晓庄学校以及以晓庄学校为典范的教育改进乡村社会的理想，始终是先生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核心和重心，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在加强基层治理的新时代社会建设事业中，以及在改变教育单纯是文化知识传授这一片面性的过程中，特别值得反思和借鉴的思路和做法。
在晓庄师范开办期间，陶行知在校园内张贴了许多他自己写的对联，其中最有名、流传最广、已经成为汉语经典的，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一生奋斗，经历种种磨难坎坷，受到人们的热情支持，也惹起争议，遭遇过冷眼和不公正待遇。但他从来都是乐观的，常常是笑容满面的，从来都有一个平民谦卑和真切的生活热情，所以他能取得成功，能够在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教育事业上留下永久的痕迹。1924年，陶行知写下了一首题为《新年饮》的打油诗，这或许正是他作为一位平民教育家，一位社会改革者心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既不高妙，也不玄虚，如此具体，而又如此赤诚。这是来自一个世纪前陶行知对他所挚爱的平民大众的祝福。

“三杯绍兴酒，
& c& s" y" v3 m/ m一碗红烧肉，
5 U1 p& G& S5 q4 F" C5 i吃到肚子里，" }! O3 L; j2 v+ L* w0 N2 E4 W
同享无量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彭小瑜；导语撰写：李夏恩；编辑：李夏恩、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