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大学生的毕业季：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6-30 12:16:31

来源:新京报

三名盲人大学生的毕业季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

周文晴喜欢刺绣，丝线勾勒出杜鹃和梅竹，蕾丝织出藤蔓。

邬逸帆也喜欢中国风的美感，她曾看到过色彩，确信自己喜欢紫色汉服，她穿的交领上襦和花鸟裙分别是粉紫和偏橘的藕荷色。

吴潇有双凤眼，瞳孔又大又圆，却是南京城墙砖的深灰色。她给自己挂上亮晶晶的珍珠耳环，水晶项链，穿着镶满水钻的细带凉鞋。

5月19日，下过雨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下称南京特师），天空是浅蓝色，教学楼是深红色，槐树冲刷出新绿，粉色的睡莲露出水面。三个视障女孩无法看见这些，但不妨碍她们精心打扮，融入这片斑斓的世界。

夏天已至，三名女孩迎来了她们的毕业季。

三人同班、同住一个宿舍，融进了健全学生组成的班级，成绩斐然。周文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该校应用心理专业录取的第一名视障生。邬逸帆高分通过了雅思考试，收到多所英国大学的录取资格。

聚光灯照不到的暗处，吴潇还在奔波着面试。她似乎是不幸的那一个，考研报名时遭到陕西师范大学的拒绝，考过了教师资格，却无法通过体检认证。被失败围绕，吴潇心里仍攒着劲儿，一定要摆脱当盲人推拿师的命运。

“我可不想大学白念了。”吴潇用大眼睛翻了个白眼。

欲摆脱原有的命运

本科阶段的课程都已结束，毕业论文只待答辩，日子悠闲起来。5月20日，同为视障的男孩邵磊从长春来玩，周文晴、邬逸帆和吴潇一番打扮之后，相携出校招待远方来的朋友。

女孩们打扮得精致，手挽手向前走。盲杖收起后只有十几厘米长，用绳挂在手腕上。周文晴走在最前面，她残留着一点视野，成管状，比指甲盖还要小，但足以成为引路者。

四人在学校会合后决定去附近的火锅店。那是一家视障学生常去的火锅店，服务员熟练地引导他们，帮助涮菜和分菜。

火锅店人声鼎沸，四个二十岁出头的学生被气氛带动着，讨论起自己，以及未来。

讲起考研经历，周文晴说在报名时多次与校方沟通，终于争取到盲文试卷。笔试获得高分打动了学校，最终得以录取，学校还向她承诺会提供无障碍设施。

邬逸帆接过“无障碍”的话题，向邵磊介绍起南京一家博物馆的无障碍展厅。她说希望将来到英国深造融合教育，“抹平健全者与残障者之间的差距”。

一些报道用“身残志坚”形容残障者的成功，女孩们都认为有些冒犯。“这里面是隐含歧视的。”周文晴说。

“很多人讲的关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俯视这个群体。”别人对视障者的固有看法，时常令吴潇感到刺痛。

她提起前一天与朋友打车时，司机起初没发现她是视障者，调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吴潇忍不住反驳，“视力障碍、听力障碍的学生也有对学历的追求”。司机这才反应过来，“你眼睛是不是不太好？”语气随即变得柔和，极力安慰，还劝她“以后还是要找个视力正常的来照顾你”。

吴潇没再答话，“当时我有点难过，为什么视障人士一定要被照顾？”

她们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周文晴说，教育能提供更高的平台，“选择也就越广。”邬逸帆心直口快，“它（教育）其实是一个挣脱桎梏、摆脱原有命运的过程。”

原有的命运是什么？“做推拿或者安排好的、低收入的工作。”邬逸帆说，这是几个人的共识。

邵磊是长春大学的大四学生，读的是针灸推拿学专业。许多同学不承认自己是“做推拿的”，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医。“既然读了本科，大家就想努力争取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对推拿专业的视障学生来说，不论学历是中专、大专还是本科，他们能考取的资格证书都是“盲医证”，即“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事医疗按摩资格证书”。与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相比，“盲医证”存在政策性的限定，因此即便医院愿意录用视障推拿职工，他们可开展的医疗业务也十分有限。而由于体检标准中包含视力检查，视障者几乎无法获得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

天天去医院看眼睛

1998年的腊月，黄卫娟抱着两个月大的周文晴去了北京。在同仁医院，小文晴被确诊为先天性视神经萎缩。

回到徐州新沂的老家，黄卫娟心情低落，无心过年。“我和孩子爸爸都不近视，两个家族其他人眼睛也没问题。”她想起女儿刚出生时的眼睛，外观正常，瞳孔黑亮，眼白上连黄疸都没有。

这双漂亮的眼睛，在周文晴出生20天时显露出了异常。当黄卫娟把卡片拿到周文晴眼前移动时，孩子毫无反应。

有人劝黄卫娟，“这个孩子别要了”，这让她很生气，“自己家的孩子，怎么能说不要？”

周文晴的视神经萎缩是进行性的，随着年龄增长情况更加严重。小时候，她仍有视野，黄卫娟说，为了尽可能保留女儿的视野，小家庭倾尽所有。

回忆起童年，周文晴最多的印象是“天天去北京的医院看眼睛”，不去医院的日子，就在家配合父母“做各种各样刺激视神经的项目”。

但周文晴的视力仍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父亲周德刚回忆，女儿三四岁时，视力最好，“我们单位有个篮球场，她可以自己在那儿骑小自行车”。他翻开相册，照片里的周文晴逐年长大，眼神也逐渐偏离镜头。

五岁半到六岁的整整半年，周文晴在家人陪伴下住在北京，专注于康复训练。

从北京回来后，黄卫娟打听到徐州有一位老中医擅长治眼病，她早出晚归，每天带着女儿坐火车往返新沂和徐州。“围着眼睛一圈，扎八根针，她咬着牙一声不吭。”

另一条路

2006年，八岁的周文晴进入徐州特殊教育学校，与聋生共同学习。“我女儿是比较聪慧的，反应特别快，一教就会。”但黄卫娟发现，女儿在这所学校的提升有限。

两年后，周文晴进入南京市盲人学校（下称南京盲校）就读三年级。这所学校创建于1927年，是一所老牌名校。在周文晴入学的两年前，这所学校刚成为“江苏省盲人教育资源中心”，面向全省招生。

在学校，周文晴学会了剪纸和插片。黄卫娟还保留着女儿作品的照片，她剪出了花纹复杂的猴子、老虎、燕子和梅花，还把小纸片折成三角形，一个垒一个，插出了白天鹅。

邬逸帆也是2008年进入南京盲校，她是镇江人，先天弱视。“8岁之前视力都还好，只是比正常小孩稍微差一点，上课坐第一排就行。”据她回忆，上完一年级后，她的视网膜脱落了，修补手术后再次脱落，失去了挽救机会。

进入南京盲校后，邬逸帆就读一年级。1997年出生的她，进入盲校时快11岁，她在小学阶段跳级三次，而周文晴上完五年级后，跳级直接上了初中，两个女孩成为同届同学。

2014年初中毕业，两人面临选择。南京盲校没有设置高中，如果选择校内升学，只能进入中专，专业只有中医推拿。

周文晴不愿意。“为什么盲生就只能走这条路？”她问母亲。这时黄卫娟才意识到，“女儿有独立的思想了”。

周文晴和邬逸帆决定去青岛，就读青岛市盲校。这所建于1932年的学校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盲人普通高中。

2015年，普通高考开始提供盲文试卷，视障学生多了一条出路。在这之前，视障学生只能通过每年三四月份的“单考单招”上大学，选择余地也有限，分别是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滨州医学院等学校的音乐、推拿等专业。

2017年，周文晴和邬逸帆即将高中毕业时，两人一边参加“单考单招”，一边准备普通高考。她们注意到了南京特师，2017年，这所普通高校招生的专业是应用心理学。周文晴说，当时竞争激烈，有二十几个人参加单考单招考试，只提前录取了她们两个。

2017年全国有6名视障学生参加了普通高考，其中包括同样是青岛盲校毕业的吴潇，她考了470分，超过二本线十几分，报考南京特师后，成为这所学校当年录取的第三个视障学生。

吴潇幼年时就视力模糊，10岁被确诊为先天性青光眼，双目彻底失明，此后进入盲校学习。

南京特师党委宣传部的杨黎珍告诉记者，这所高校是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试点，招收视障学生已有多年。据介绍，南京特师将每年招到的一至三名视障考生插入普通班级，为他们提供无障碍设施，还购置了可以打印盲文的教学辅助设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让残疾学生同班求学，而不再是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是国际范围内普遍认同的教育理念。我国近年来也在推进残疾学生同班求学，但残疾学生同班求学还面临观念和具体条件的障碍，从小学到大学均是如此。因此，给残疾学生无障碍求学环境，消除观念障碍和条件障碍，任重而道远，国家层面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间地带

2020年，南京特师视障学生、先天性视网膜发育不良的杨玉青考研初试成绩取得了404分，比国家线高出73分，最终被辽宁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录取。

这给三个女孩带来了新的启发。

对于视障学生就读心理学，2003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指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都属于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学生“可以不予录取的专业”。但近些年，不断有高校开始突破限制，招收视障学生就读心理学专业，但也有高校仍遵照老规定。

录不录成了灰色地带，吴潇没能跨过这个地带。她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硕士，学校却拒绝让她考试，理由是“不具备条件提供便利”。

周文晴要“幸运”得多。她最初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时，也曾一度遭到拒绝。周文晴据理力争，强调自己残存一些视力，能分清颜色，她还谈到了程序问题，“总要给我考试的机会，体检的事到时候再说。”她的坚持打动了招生老师，人大为她制作了盲文试卷。

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周文晴奋力备考，早晨六点半就起床，常常学到晚上十一点才睡。

令周文晴最吃力的是英语，由于盲文摸读速度慢，第一次做考研英语盲卷时，她花了八个小时才摸完。考试时，视障学生会多获得50%时间，英语考试时间为四个半小时。周文晴坚持训练，最终在考试时做完了卷子。

邬逸帆遇到的问题也是盲文。在雅思考试的盲文卷上，每个字母即一个盲文字符。“遇到长的单词，一个单词就一行多。”三篇阅读题转换成盲文后有21页纸，她曾申请过电子试卷，但老旧的设备影响发挥。失败了几次后，她终于取得了6分的雅思成绩，这是大多数英国大学的分数线。

“师傅”的追求

私底下，三个女孩把视障者称呼为“师傅”。周文晴说，这个叫法来自盲人推拿师群体研究的文献，盲人统一称作“师傅”。吴潇还根据心理学的实验标准，把人群分为“真师傅、准师傅和非师傅”。“真师傅就是真的在做推拿的师傅，准师傅就是虽然看不见，但是像我们这样的，非师傅就是普通人。”

在如今的推拿行业，“真师傅”也在追求更大的生意，更高的学历。

“我们学的是中医，除了没有医师资格证，医学知识都是一样的。”在南京闹市区的一个中医馆，穿着白大褂的沈永浩说。

沈永浩身形高大，瞳孔泛灰——这是和吴潇同样的青光眼。由于盲人无法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沈永浩无法申请开诊所，因此这家中医馆实际上就是按摩店，属于行医范围内的药理和针灸在这里也无法开展。

中医馆三月份刚开业，用掉了沈永浩全部二十万的积蓄。周围按摩店林立，但沈永浩相信他的店有“核心竞争力”，即专业的中医训练。

在苏州的盲校，沈永浩度过了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加入江苏省盲人门球队，到了南京。此后，他认为年龄已稍大，要学门手艺，于是选择了南京盲校的三年制中专。

中专教授全科的中医知识，包括推拿、针灸和药理。沈永浩考取了盲医证，但这个证书不足以令他进入正规的三甲医院。打工两年，依靠打工的积蓄和当运动员时期的奖金，他升级当了老板。

中医馆开在写字楼的20层，店里有四五名视障员工，都是来兼职的盲校学生。电梯没有楼层语音提示，员工们用手机里的测距仪，丈量上升高度，从而判断所处楼层。

中医馆共有两层，每层紧凑地隔出两个房间，楼梯狭窄陡峭，视障员工们平稳地游走在各个房间里。

“你们对视障有些误解，严格的定义是矫正视力0.02以下都算视力障碍，像我就看得见一些。”一名戴黑框眼镜的员工双眼有神，几乎看不出有视力障碍，他一边说着话，手上的工作也没有停。

柳暗与花明

2018年，南京中医药大学（下称南中医）与南京盲校合作，成立的针灸推拿专业视障班正式招生，高逸豪是第一届就读的视障学生，目前正读大三。对于毕业后是成为“推拿师傅”，还是能升级成为医师，他其实并不清楚，“走一步看一步吧”。

按照现在的体检标准，即使读完五年制中医本科，他们也面临着执业的问题。在注册医师执业证书之前的健康检查项目中，包含视力、矫正视力和其他眼疾的检查，视障人群几乎无法通过。

与这些想要成为医生，却遭遇挫折的“真师傅”一样，吴潇虽然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但同样折戟体检关。

从报名开始，她就提心吊胆。多番沟通后，组织方才同意她参加考试，找人给她读题目、代写答案。她通过了所有笔试和面试，但去医院体检认定教师资格时，却得到了坏消息。“医生和我说，‘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出于同情心，我也很愿意给你合格，但是标准在这里，我也没有办法’。”

医生说的标准，是指教师资格认定的视力要求。

遭遇一连串挫败后，吴潇曾经沮丧地认为，她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准师傅”了。

沮丧没有持续太久。最近，这个爱笑的女孩“击败”了其余十几个健全人，入围了一家科技企业的最终面试。“本以为这是专为视障者设立的岗位，面试时才发现除了我自己，其余都是健全人，一瞬间感到非常开心。”

与自己和解

“作为视障者，我从小到大遇到了很多本不应该遇到的困难，所以未来，我更想抹平健全者和残疾人之间的差距，推广融合教育。”这是邬逸帆的目标。

作为家中独女，邬逸帆在父母的担心和呵护中长大，对于独自前往英国留学，她父母虽然担心，却又劝不动她。“我爸妈一直认为推拿更稳定，还想让残联帮我找工作。”她之后劝服了父母：推拿师傅虽然收入高，但容易关节磨损，老了不好受，而在残联，她最可能做的岗位也就是电话客服，“我大学不白念啦？”

激励邬逸帆出国读书的是曾被媒体报道过的满林锦。一年前，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个视障女孩坐了一天一夜的飞机，独自抵达伦敦。她是辽宁省第一个通过普通高考上大学的视障学生，也是第一个前往英国读研的视障学生。

在全英文环境下，满林锦曾经为了学业着急上火，牙齿发炎。但慢慢地，她跟上了步伐。随着融合教育理念的深入学习，她感触最深的，是对残障身份的自我认同。过去，她是个好强的学生，逼迫自己，只为不落在健全人后面，而现在，她的心态变得佛系。“我不能做的事情，不是因为能力不行，而是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没法给我支持，我才做不了的。”

她说，将抹平障碍的责任交给社会，自己心里也会轻松很多。

周文晴把自己认同为“少数群体”——只是与多数群体有所不同。

在周文晴的提议下，三个女孩曾搀扶着从南京坐火车来到北京，只为拜师学播音。“其实很方便。”她提前预约了重点旅客服务，就有列车员在接她们进出车站，到了北京的地铁上，她们出示了残疾证，就有志愿者把她们送到地铁上，到站了也会有人接她们下来。

“看不到本身不是自己的问题，视障者也可以尝试很多事情，当然了，开车除外。”周文晴笑起来，双眼弯成月牙的形状。

新京报记者苑苏文实习生何欣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