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扩大内需的可行性方案

显示全部楼层 · 2024-10-29 01:49:44

（本文作者刘世锦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从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所以现在需要关注两个问题：

一个是总需求不足带来的很多问题，包括消费、就业、财政等等，这都是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总需求不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更需要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理解这一过程，需要理解两个概念。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和区间以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2010年1季度实际上就是历史需求出现峰值的点。

第二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中等收入群体或者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有两种：一种是中高收入者人数比较少，低收入者比重多；另外一种结构是中高收入群体比重相对比较大，而低收入群体比重相对比较小，这种结构一般称之为“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多长时间。

在转折点之前，整个经济增长主要的约束条件是“供给不足”，容易出现“通胀”问题。转折点出现以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就成为主要的矛盾了。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1/3，4亿人左右。在这之下，还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2/3。中国的基尼系数多年来是在0.4以上，有一些研究认为在0.45或者是更高的水平上。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意见：“目前需求不足和中等收入群体相对比较小，低收入群体比重比较大的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需要把消费区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

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这两种消费实现的方式差异比较大，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为主，发展型消费比较多是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供给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挂钩。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现在总需求不足的状况，宏观政策上，特别是财政政策上应该有一些比较大的举措：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

以往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发展型消费也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如，医疗卫生解决的是人的健康问题，教育解决的是提升智力水平、知识水平，社保是解决的是免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增加流动性，这些都是在提升人力资本，这也就是“人力资本概念”。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第二个重点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另外还有一个目标：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这个目标实现以后中国经济中速增长期能延长比较长的时间，这对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的意义。

解决卡脖子问题

目前应该更多地关注高生产率的产业。最近几年国家提“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下一步逐步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这个时期产业具有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比较高，生产率比较高的特点。

提升生产率可以是从价值链的低端、中端向高端的提升，也就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此外，直接切入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增长的新赛道，这是最近几年发展的重点，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具有三大优势。

第一个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全球范围内14亿人构成一个市场，只有中国能够产生“统一市场”。“统一市场”形成以后，消费规模扩大，市场能肉容纳更多的同类型企业，中国国内竞争即可逐步成长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韩国的三星公司很厉害，但是韩国三星公司的主要竞争力不是在韩国国内，而是在全球范围之内。但在中国市场上能够容纳下数家公司。

目前中国产能过剩，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需求下降。国际上一些国家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又说中国是产能过剩，这是矛盾的。如果认为中国有产能过剩，首先要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事实上中国国内这些企业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中国国内有一系列优势，包括超大规模优势，它能够卷起来，而很多国家是卷不起来的。中国能卷出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企业，比如中国清洁能源投资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第二个优势是后发优势加新技术应用。

中国有较大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第三，强大的跟随技术和工程化能力。中国的短板是“0-1”基础研究领域比较差。“卡脖子”是一个表象，背后中国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或者源头创新方面较弱势。

对此有三个解决方案，一是认可和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二是重视发挥大型科技企业的作用，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要加强和国际上的交流，最后应该壮大科技人才。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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