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亲历记（197）：肩负24万清尸任务的钢铁战士

显示全部楼层 · 2023-12-23 00:24:29

死去的24万人该如何埋葬

把24万人形象的打个比喻，相当于多大规模的人口？

答案是：相当于中国一个小县的规模。
这么多的人在同一时刻，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同一时刻后两三天内死亡，他们该去哪里埋葬，他们该如何埋葬？

震后的唐山就面临这个问题，而且这还仅仅是震后众多问题之中，一个不算特别重大的问题。

是的，你没有听错。因为，比死去的人更重要的是，还有好几百万活着的人，他们还要继续活下去，还要保障这些人继续活下去，这是一个更大更难的问题。

1976年8月6日，进驻唐山的解放军基本完成了救人任务，他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清尸埋人。

开始时，承担清尸工作的战士们是在没有防护的状态下完成任务的。

面对扑鼻的恶臭，他们有的只是一把铁锹，一个铁钩，但这些对清尸来说，能起多大作用呢？

尸体高度腐烂，很多死者皮肤脱落，战士们只能在废墟上找些破床单，破衣物垫手。

尸体挖出来时，除了视觉刺激，还有味觉的考验，关键是这个考验，虽可以靠顽强的意志力去克服，但有毒气体对战士们的伤害却是实实在在的。

刺激性气体的成分是硫化氯、氮、甲烷等混合而成的，一会儿，就让人头晕目眩。

后来，战士们想了个办法：往尸体上喷洒白酒，或戴上简易的自制纱布口罩，往鼻孔里塞入酒精棉球。

面对深埋的尸体，他们必须跳到尸坑里去，把尸体小心翼翼的托出来。

即使是后来，清尸发放的防护用品也很简单：每人1套黄军装、1双高筒胶靴、1 副布手套和用酒精浸过的口罩。布手套不一会儿就被尸液浸透，口罩戴上1层、2层、3层，仍挡不住尸臭的攻击。

那些堆积在一起，横七竖八、形状各异的尸体，给战士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实事求是的讲，每个人都有恐惧心理，看到尸体，就自然的想到瘟疫。

不用别人说，清尸的战士自己就觉得他们突然间低人一等了，他们不愿和别人接触，因为从别人的眼神和一举一动中，已经能看出对自己有很深的防备。

清尸人员去食堂吃饭，炊事员要把饭勺举得高高的，怕那和尸体接触过的手，把病菌传给饭盒，再通过饭盒带给饭勺。

部队首长对清尸战士提出明确要求

注意防护并做好喷、包、捆、运、埋

后来，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向所属部队提出明确要求：“挖掘尸体要注意，因为是夏天，部队要轮流作业，要有防毒面具、防毒手套，要组织好。”

这时，处理尸体时才有了保护，当时的要求是：

一是必须配戴防毒口罩。戴普通口罩时，在口罩或口罩代用品(毛巾、手绢)上涂抹牙膏，喷洒酒精，或者在鼻孔塞几片香菜叶或蘸着酒精的棉球。

二是防止尸液污染。清尸人员必须穿工作服，戴橡皮手套，穿高筒防护靴。

如果不能保障防护靴，可用塑料布将前臂和小腿包扎，防止尸液直接接触皮肤。接触尸体的人员要轮流作业，完成任务后，将双手和衣服用来苏水消毒。

三是做好尸体的喷、包、捆、运、埋。

喷药：扒尸和喷药同步进行。用机动喷雾器、消毒车或直接用脸盆喷洒漂白粉精、漂白粉、来苏溶液或酒等。

包裹：先用衣物包头，后用棉被包裹整个身体，或装入塑料袋扎口。

捆紧：用棉被包尸体后，至少捆3道(头、腰、腿),以免尸臭散发。

深埋：尸体深埋地下1.5—2米，上面加厚土和石灰砸实。

后来，又给清尸的战士配备了防毒面具，但在30多度的高温下，这种专业工具还是显得不太实用。

防毒面具戴在头上，一会就被闷得满头大汗，汗水会很快流到眼里、脖子里，眼睛像沫了辣椒水一样难受。

绝大部分尸体过度腐烂，不能碰，一碰就像豆腐一样碎掉，战士们只能把支离的部位拼凑起来，装入特制的密封装尸袋埋掉。

当年，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曾编发部队清尸情况简报，现摘录几期简报中的文字：

时间：1976年8月1日

情况摘录：在唐山地区救灾的部队，7月31日，共出动48273人……扒出尸体4043具，………掩埋尸体5224具。

部队反映：在搬运和掩埋尸体时，由于尸体腐烂，手指进入尸体肉内，急需解决橡皮手套短缺的问题。北京军区已准备调运4000双，总后在西安准备了13600双，已安排空运。为消毒和防止传染，已空运敌敌畏11吨，喷雾器500架，特制口罩2400个。

时间：1976年8月7日

情况摘录：唐山指挥部8月7日22时30分报告，今日(7日)扒出尸体2892具(注：从5日至7日，已有3天没有挖出活着的人),处理尸体3878具。

另，补报197师7月28日至8月6日扒出活人3747人，尸体3767具，处理尸体7075具。

时间：1976年8月11日

情况摘录：8月8日至10日，从倒塌的房屋中共扒出7394人，其中还活着的1人(即卢桂兰，前报为刘桂兰),掩埋尸体9996具。

……

几位战士的几段故事

至今读来仍免不了要流泪

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对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

我看见抬尸的士兵从废墟上走下来。尸体用旧棉被包裹着，两端用电线扎紧，吊在一根铁丝筋上，铁丝勒进了年轻士兵的肩膀。那是两个如此瘦小，还长着孩子脸的士兵。他们的军帽歪到了一边，衣袖高高挽起，尸体流出的水一滴滴淌到他们衣裤上，已经湿成一片。

唐山市第一医院院长老张，流着泪向我诉说他亲眼目睹的情景：“……楼板下那具尸体，好多天了，从边上走过都熏人，两个战士说要钻进去扒，我说不行，要中毒的!等吊车吊开楼板再说……可他们硬是砸开楼板钻了进去，很久很久。递出来一条胳膊，又递出来一条腿…… ”

某军政委高天正，当时是救灾部队一个师的副政委，他说：“我那儿子，当时才15岁，就在师里当兵，也是埋尸队的。第一次在废墟上见到他，他还戴着大口罩，第二次见他，口罩没了，手套也没了，人变得又黑又瘦……他说：“爸爸，你放心!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也不怕了!”

在废墟上，我还采访过一个营的教导员。他说：“清理尸体的最初两天，根本没水洗手，战士们从废墟上下来，就用手抓馒头。他们直感到恶心，吃不进饭，一个连队喝不完一锅粥。几天后，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生毒疮，全身的毒疮，还淌水……”

当年我在唐山机场遇到过一支部队，一天早上开饭前，正在整队，一个士兵突然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上海医疗队立刻派人赶去抢救，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回来说，“……死了。”我已记不清那士兵是因为发什么病而死的了，只记得人们说，他是在连日埋尸的极度疲劳中犯病的。

我写了近200篇唐山大地震文章，查阅的资料也有近百篇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唐山大地震中捐躯的战士，有名有姓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王彦修，另一位是刘洪久。

在唐山冀东烈士陵园二楼的双拥工作展厅，矗立着王彦修的遗像。

这个入伍刚刚5个月的新兵，刚刚结束了师里的集训，返回唐山驻地，刚下火车便赶上了地震。

这位河北邢台宁晋县的小伙子，叫喊着从候车大厅冲到广场，当他看到候车大厅倒塌时，奋不顾身冲进去救人，他一连救出6个人，当他第7次冲进废墟时，余震发生了。

他被砸断了双腿，身上多处砸伤，再也没有醒来。

第二年4月，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的战士”荣誉称号。直到今天，他所在的部队以他名字命名的班，依旧是战士们的骄傲。

唐山大地震亲历者王伊明回忆：

唐山抗震20周年前夕，市民政局有统计牺牲的解放军烈士们的想法，但没有办成。

按常规，烈士牺牲所在地民政部门要为烈士出具牺牲证明，但那时是非常时期，这道手续被简化了，所以，在市民政局，没有牺牲的解放军烈士这一栏。

即使地震10年后，作家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也无奈的表示：“问过许多部队，都说没有死亡的记录。”

在冀东烈士陵园，我偶然寻到另一条线索，陵园管理处原副主任、冀东烈士纪念馆馆长卞江曾告诉我，在陵园的墓区，还有一位在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经历。

陵园很静，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前，一群军校学生正在宣誓。初秋的季节里，高大的侧柏依旧苍翠挺拔，梧桐树却大片大片的落叶了，那么大的叶片，落下来要飘上好一会儿，看上去，就像飞……

我在陵园办公室刘主任的陪同下，找到了那座烈士墓。墓在陵园墓地的最西侧，孤单单的，是唯一的不是大理石，而是水泥浇筑成的。

墓碑也是水泥的，背面只简单地刻着几个字：“于1976年抗震救灾中光荣牺牲”。

那以后，我又采访了许多人，包括当年的冀东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韩峰，市委老领导张乾等，没有人知道那位叫刘洪久的，躺在烈士陵园里的英雄是怎样牺牲的。

韩峰告诉我，这墓也不知是何人建的，当时陵园的围墙都倒了，埋了许多人，后来都迁出去了，我们看是个解放军，就没动。

他还告诉我，这是陵园里唯一的一座实墓，按国家规定，60年代后，便不许埋实墓了。但直到退休，他也没见过烈士的亲人祭奠过。

墓碑的正面刻着几行字，不知什么人，用红油漆描过几笔，仿佛是要人着意记住这样几个字：刘洪久，原籍安徽省阜南县苗集公社，1976 年9月9日立。

刘主任告诉我，红漆是学生们描的，他们来这里给烈士墓碑描字，这里是最后一个，他们的漆用完了，那没能描出的一行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59团一连副班长。

在辽阔的中国地图上，我找到了那个叫阜南的地方，那是安徽的西南方，与河南搭界，一条公路通过县城。

我用手指算算，离唐山大约 700公里。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他的亲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来看望他？那里会有怎样的风俗，祭奠这早逝的亲人……

令人感动更让人意外的是：文工团的女战士也加入到清尸的行列中。

当时，随海政文工团赴灾区慰问演出的一位女战士，从废墟下清出一具女尸，见尸体的胳膊上戴着一块手表，就把手表小心地摘下来，转交给了工厂的领导，请领导转交给逝者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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