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抗日娃娃兵照片，贵州83岁老人流泪：这是70年前的我啊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6-18 23:34:58

2011年，研究中国远征军历史的章东磐等人，在得知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很多中国远征军的影像资料后，远赴美国，复制了数万张由美国士兵拍摄的关于中国军队的照片及影像资料。随后在国内出版了反映中缅印战区的历史图集作品《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

这本书公开出版后，援助中国远征军老兵的公益组织就将此书作为回忆纪念，送给了统计过还在世的老兵。2014年8月，当志愿者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走访一位叫陈友礼的83岁远征军老兵时，也将此书送给了他作为纪念。陈友礼翻看着这本年轻时代的青春记忆，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外国地名，以及印象中的战争场面再度回想起。在场的几位志愿者，听着陈友礼边翻书边讲着当年的经历。

陈友礼

突然，他在一页讲述中国远征军娃娃兵的图集中停下了，仔细看了几眼后失声痛哭。让在场的志愿者吓了一跳：“陈老，怎么了？这页有您认识的人？”

陈友礼调整好心情，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擦干眼泪后，指着一张娃娃兵的照片问：“这照片你们在哪找到的？这是我啊！”

志愿者面面相觑，都不太敢相信：“您确定？当时是谁给您拍的照片？”

“两个美国人，1944年年底的时候在云南龙陵县拍的，拍完了有个美国兵还给了我两块饼干。”见陈友礼如此坚定地讲述当时的情况，志愿者们又惊又喜，因为在此之前，这位照片中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的娃娃兵，已经在网上广为流传，大家都被照片中这个娃娃兵在国难当头前的自信感染。

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位娃娃兵竟然还活着，而且竟然还看到了70年前的自己。而在“竖大拇指的娃娃兵还活着”的消息传出后，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关于陈友礼是否就是照片中的娃娃兵，网上的议论一直到两年后才算停歇。
11岁参军的娃娃兵

陈友礼于1931年4月4日出生在贵州省赫章县平山乡，父亲为了让他的人生圆满一些，给他取了个“小满满”的乳名。

但陈友礼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圆满过，母亲在他1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在他10岁的时候也因病去世。年幼的陈友礼成了村里的孤儿，从小就跟着父亲打零工讨饭吃的他，还不知道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只能在好心邻居的指导下，今天到乡上干点杂活，明天到地主家帮工。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一个人从小就扛起了生活重担。

最终，在村里生活不下去的陈友礼，跟着一个在要饭时认识的老乞丐，离开了家乡，两人居无定所，边要饭边上路，漫无目的地走到了云南地界。

1942年，到云南没多久，老乞丐也与陈友礼走散。在等了好几天没有消息后，陈友礼跟着逃难的人上路，他听说昆明很热闹，到了那里，要饭都能简单得多。

一天傍晚，逃难路上认识的一个年轻乞丐二来兴冲冲找到陈友礼，见面就对说：“小鬼，听说永平这里的驻军在招兵啊，一起去试试看能不能当兵吧！”

“当兵？我可以吗？”年幼的陈友礼，对于当兵这个事，从来未曾想过。但二来接下来的话，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能去当兵，就不用挨饿了，跟着部队天天有饭吃！”

就这样，还未满11岁的陈友礼，便跟着人一起去报名参加国军。

到了征兵处，二来顺利应征成功。而对于同来的陈友礼，征兵处的工作人员看了一眼便说：“你太小了，才多大啊？等两年再来吧！”

二来连忙抢着替陈友礼说话：“长官，他14岁马上就15了，不小了。带上他吧！”

见征兵人半信半疑，陈友礼也马上开口：“我是个孤儿，什么都会做，我很勤快的，求你们带我一起走吧，不然我会饿死的。”

负责征兵的人，依然难以决定，毕竟部队招这么小的兵，用处不大，但又见这个小叫花实在可怜。就在这时，一个当兵模样的人走了出来，对征兵的人说了句话：“我看就带上他吧，给我当个帮手！”

转身又问了陈友礼一句：“会放马吗？”在得到陈友礼自信的回答后，征兵处的人帮他填写了档案。

之后，陈友礼才知道，这个替他说话的老兵，是个马夫，专门替部队养马、放马。陈友礼跟着他，开始了军旅生涯。

马夫告诉他，他们的部队是国军第5军200师，刚在缅甸跟日本人打了几场硬战，伤亡惨重，撤回来在永平当地休整，原来的戴师长在缅甸牺牲，副师长高吉人继任成为师长，正在到处补充兵源。
成为连长的勤务兵

熟悉远征军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200师是当时国军唯一对外承认的机械化步兵师，可谓是国民党的最精锐的王牌部队。1942年3月，当时由师长戴安澜率领的200师，在缅甸战场同古会战中，血战12天，以牺牲2000多人的代价毙伤日寇5000多人，轰动国内外。

但之后由于英军撤退，第5军在缅甸陷入被动，杜聿明命令戴安澜率部回国，在翻山越岭的途中被日军围追堵截，不仅机械化坦克、火炮损失殆尽，还伤亡惨重，损失了5000多人，沿途尸骨遍野，师长戴安澜也重伤不治殉国。

陈友礼加入200师的时候，正是该师回到云南休整的时期。所以他并没有参加过最残酷的从野人山撤退回国的战斗，也不认识戴安澜，只知道师长是高吉人。

加入200师不久之后，陈友礼随部队来到昆明近郊的马街驻防，在这里接受了编练，部队也迅速扩充到了12000多人。

在新兵操练过程中，11岁的陈友礼在队列中的身影，引起了200师600团3营8连连长陆春奉的注意。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陆春奉，看着眼前这个还没有枪高的娃娃兵，有些不忍。在新兵训练完后，将陈友礼叫到身边：“小鬼，你多大了？”

“报告长官，我叫陈友礼，今年14岁了。”陈友礼故意将岁数夸大。

“吹牛，我看你也就十一二岁吧，是他们强拉你进来的，还是你自己愿意来当兵的？”陆春奉问道。

陈友礼只得据实相告：“我是自愿当兵的，我是孤儿，无依无靠，不当兵要饿死了。”

“哦，这样啊。”陆春奉沉思片刻，接着说：“你这次训练完了，来给我当勤务兵吧。”

就这样，陈友礼从一名小马夫，变成了8连连长的勤务兵，负责照顾连长的生活，端茶、送饭、送水、洗衣服、背文件及各种杂事，什么都干。后来陈友礼才知道，连长让他当勤务兵，是不想他小小年纪，就上前线去感受战争的残酷。

陈友礼手脚也很麻利，让连长很喜欢他这个娃娃兵。陆春奉一有时间，就教他认字，有时行军，还让陈友礼骑马，吃饭时也会将军官伙食中的肉分两块给这个娃娃兵。

在陈友礼的记忆中，陆春奉曾经对他说过，以后胜利了，没有去处的话，可以跟连长去他的老家湖南，连长会供他上学。
美国记者的照片

为了向世界展示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及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美国通信兵团164照相兵连在中缅印战区拍摄了数万张照片，其中有2万多张中国远征军的照片。

1944年8月，200师参加了对日军的反攻，在滇西收复战役中，他们作战勇猛，收复滇西多处失地。陈友礼先后参加了怒江惠通桥保卫战、攻克松山、收复龙陵的战斗。

1944年11月底的一天，已经收复龙陵县的200师，正在就地休整，两名美军通信兵在师部翻译人员的陪同下，来到8连的驻地，要拍摄该连的风姿及战后的场面。

配图，非陈友礼

美军在陆春奉的陪同下，在8连防区内走访，看着被战争摧残过后的村庄满目苍夷，表情都十分凝重。就在拍摄快结束的时候，当时13岁的陈友礼怕连长口渴，端着连长的茶杯小跑过来。

美军通信兵一见陈友礼，被眼前这个小孩惊呆了，这么小的娃娃，竟然也在当兵，这让美国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同时也立马来了兴趣，希望为陈友礼拍一组照片。

陈友礼看了看连长，在获得陆春奉同意后，便成了美国通信兵的“模特”。他们先是来到战壕里拍了几张，但美国人似乎不太满意，又来到一处分岔路口，准备拍摄。由于语言不通，陈友礼只能通过翻译与美国人交流。而在昆明驻训期间，陈友礼见当地人经常会朝“飞虎队”的美国人竖大拇指，于是他也学起这个当时与美国人沟通的方式。

就在他竖起大拇指之际，只听咔嚓一声，他的这个形象被拍了下来。美国通信兵给了他两块饼干，这让陈友礼十分高兴。

在那次拍照后不久，8连随后又参加了南天门、遮放、畹町、大黑山等战斗。而让他终生难忘的是在大黑山、回龙山一带的战斗，因为此前他都只是作为勤务兵跑跑腿，而那次战斗中，已经被远征军包围的日军，突然发起自杀式冲锋，这让坐等胜利的国军有些措手不及，日军的突围从8连防守的地方冲来，陈友礼第一次近距离见识了日军，陈友礼开枪还击，打光了三个弹夹，有日本兵冲上来拼刺刀，被战友救下。在战斗中，连长陆春奉被日军用刺刀刺伤，陈友礼和战友冒死将连长转移到山下，送往野战医院后，与连长就此失去了联系。
70年后见照片，迟迟无法证明是他

日本投降的时候，陈友礼和部队还在中缅边境。后来国共内战爆发，邱清泉的第5军被调往内战的战场，陈友礼随军奔赴武汉、郑州等地，并在淮海战役中随部队一起缴械投降。在解放军的感召下，他选择成为解放军战士，跟随解放大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战斗。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后，陈友礼随部队开赴朝鲜，两年多时间里他参与了几十次大小战斗，1952年回国后继续在部队服役了3年，直到1955年部队整编退伍。

陈友礼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后来来到贵阳发展，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后，将父母也接到了贵阳生活。2014年8月，在认出照片中的自己，被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上报后，陈友礼的身份并没有马上被承认，主要是因为部分信息与照片所附的信息对不上。

在原图附的信息中，照片中的娃娃兵叫Lee Chan-Hon（《国家记忆》出版的时候，这个英文名被音译为李占宏），所附信息提到当时这个娃娃兵刚满13岁，但已经服役两年了。虽然后部分的信息与陈友礼相符，但名字对不上号，让人没法下结论。

还有一个信息是，陈友礼在讲述随200师战斗的过程中提到他参加过攻打日军的松山战役，这让很多了解军史的人没法接受，因为在公开资料中，主攻松山的是国军新28师。在陈友礼所属的200师调到滇西的时候，松山战役已经进入尾声，200师并未参加过松山之战。而且在第5军的战史中，也未提到过200师与松山之战有关联。

多方论证后的结果

在历史资料无法印证后，贵州当地志愿者希望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揭开其中关联。他们将娃娃兵的照片及陈友礼现在的照片送至贵州省公安厅技术处，以及精于人体面部结构的画家鉴定，结论都是：高度疑似。

虽然结论没有百分百肯定（技术鉴定也不可能百分百给出肯定），但这个结果已经让志愿者们觉得兴奋。随后，他们再次拜访了陈友礼，这次得到了很多信息。

“美国人说要给我照相后，连长他们就将水壶和干粮袋套在我肩上和脖子上，水壶一个是装水的，一个是装盐和辣椒面，那时候的盐巴是一坨一坨的，打碎成小块后装在水壶里，连长经常吃饭要加盐。”陈友礼对着照片，能把每一个细节讲得头头是道。

他还向志愿者讲述了照片中娃娃兵为什么会戴着两顶帽子：“外边这层是后边新发的，有点大，所以我就戴在原来的帽子上，但这样风吹会掉，所以我让战友将两个帽子缝在了一起。”

在回忆起当时美国人给拍完照后，有没有询问他姓名和年龄时，陈友礼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他们给了我两块饼干，问问题都是问师部来的翻译。”

陈友礼回忆起了很多当天的细节，都被志愿者一一记录下来。有了技术鉴定的结论后，工作人员又开始考证陈友礼的经历。

在关于陈友礼的质疑中，Lee Chan-Hon这个英文名称的争论，其实是最容易反驳的，首先根据英语的名和姓与中国倒过来的规律，这个名可以写成Chan Hon Lee，而Chan原本就是民国时期使用的威妥玛式拼音法中“陈”的写法。直到今天，港台等地的陈姓依然还是写做Chan，比如陈奕迅、陈小春等人的英文名，姓氏都是翻译为Chan。而中间“友”的发音不同，很大可能是由翻译或者地方口音造成的障碍。

在研究资料时，有志愿者又发现在其他省份同行之前走访过的200师600团的老兵中，也有三位此前提到了松山之战。其中，一位提到600团曾参与松山之战的人是毕业于黄埔16期的吕先德，他与陈友礼并不认识，而且文化程度较高，职务也高，回忆比较可信。几位老兵的回忆都相互佐证了当时600团参与了松山之战的后期战斗，但不知是何缘故，200师的战史中并未提及。或许是因为不想抢新28师的功劳，也有可能是因为只有600团参加的小功劳，没有记录进师的荣誉簿。

2016年5月，在经过技术手段和史料考究，专家组多方论证后，《国家记忆》编写者及志愿者，均认为陈友礼就是照片中的娃娃兵，并邀请了陈友礼到滇西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参加了远征军纪念展，并与根据自己70多年前的照片竖立的雕像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