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生：军统局阜阳组的活动片断

显示全部楼层 · 2025-2-27 05:33:59

引子
＃本文摘自《阜阳史话》第三辑(推测为1984年)，作者刘惠生系蚌市政协委员，原标题《军统局阜阳组的活动片断》

正文
一九四O年初，我在湖南黔阳特训班毕业，分配到军统局安庆站阜阳组。当时组长是刘振铎，又名铭宣，凤台县人，对外用化名李国安。彼时，阜阳地区几面都被日伪军占领，如东南的寿县，淮南；东北的怀远，蚌埠，西北的亳县。因而以阜阳为中心的这块地区已变成前沿的小后方了。当时国民党驻在阜阳的党、政、军、宪、特，名称繁多，可以说“五毒俱全”。
一九四二年春，升任我为军统局阜阳组组长。辖区有阜阳、临泉、太和、颖上、涡阳、蒙城、亳县，凤台、寿县、霍丘十个县。组部驻阜阳，有正副组长，文书，译电员，电台长，交通员和勤务兵等。外县各驻有情报员（对外叫通讯员）一人，也有三、两人的。对交通要道的大集镇，也派有情报员，如正阳关，三河尖、阳湖镇，界首集等处。情报员都有掩护职业，如职员、医生、教员等，总的来说，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开展活动。
军统是蒋介石的忠实爪牙和帮凶，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蒋介石就指定戴笠为特务处处长，军统每年视为节日的所谓“四一纪念日”就来源于此。一九三八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加强特务活动，增设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将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全部交与戴笠。军统与中统的大致分工是：军统搞军事情报及监视部队，以及从事暗杀，绑架等活动，而中统则主要进行政治斗争和文教界的特务活动。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反对共产党，镇压人民。但它们内部为了争权夺利，排除异己，也经常发生狗咬狗的斗争。我自四二年初起担任军统阜阳组组长，一直到四八年阜阳被解放，共干了六七年，现把军统在阜阳的活动简要介绍如下:
一、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军统在邮电系统内设有检查办事处。阜阳的办事处主任叫廖运凯，又名惠民，凤台县人。有次，他们从信件中发现太和县立中学教员陈英（阜阳人，会画），王友樵、仲×三人有共产党嫌疑，他把信拿给我看，信是从涡北寄来的。同时，廖又把这情况上报安徽省邮电局检查所。不久，十九集团军调查室主任刘子玉（徐州人）拿着军统局的电令，要我立即逮捕陈等三人。刘说“这个案子出在你辖的地区，我给你配备七、八名武装人员，请你指挥逮捕。”

于是我们来到太和，住在一家旅馆内。没有通知县政府，夜间突然行动，仲某不在太和，只逮捕了陈，王二人，把他们绑架到太和城外三里湾河下。那里我们早准备好了一只大船，把他们关入舱内，连夜开往阜阳。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我先下船，叫他们把人交给刘子玉处理。据说陈英现在蚌埠某校教书。
二、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加紧内战，势必要搜集解放军的一切情报。国防部第二厅在蚌埠成立了情报站，派一个情报小组到阜阳，组长叫储彬（潜山县人。他在阜阳不但搜集有关解放军的军事情报，还大肆招摇撞骗，违犯军统纪律。后来由蚌埠情报站站长武建中（涡阳董集人）来阜阳把储带回南京处理。后又派叶振朝（灵壁县人）来阜阳，他的电台台长叫王卫民（阜阳人），他们一直活动到解放。
三、勾结日伪，曲线救国。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军政大员有的公开投敌，有的暗地与日伪勾结，而美其名曰“曲线救国”。毫县有个叫路秀峰的，出身大地主家庭，他家是亳县“八大家”之一，和北洋军阀姜桂题，李传业，高世读等都有亲戚。他是军统局安徽站阜阳组派到亳县的情报员。日军占据亳县后，建立伪政权，因路秀峰出身豪门，年青能干，日伪就委任他担任毫县军民合作站站长，后又担任十字河区区长等伪职，得到日伪的重用。这样一个汉奸，却得到军统局安徽的重视，认为他工作搞得很出色，活动能力强。在日本快投降前，又委任路秀峰为商（商丘）亳组组长，仍驻亳县。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满天飞，都想乘机发一下接收财。安徽省政府派往毫县的接收人员名叫胡致远（太和人），任亳县县长。路秀峰在亳县是有名的大汉奸，又是个大地主，对胡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没调查路的背景，即将路扣押起来，勒索枪支、钱，数字巨大。路有军统撑腰，对胡的敲诈毫不理睬。胡致远威胁勒索，达不到目的，随给路秀峰扣上大号的脚镣、手铐，派二三十名武装把路押送阜阳专署请功。
路秀峰的老婆和他的七弟一起来阜阳找我，谈路的事，说人关押在阜阳县看守所。我随即到县政府找郭坚（县长）询问此事。郭说：“有这件事，案子归专署办理”。我说：“请你派个人同我到看守所，我想见见路秀峰”。我在看守所见到路秀峰，他带脚镣手铐，面容憔悴。简单的谈了一下情况，我即对郭坚说：“路的刑具要立即去掉，人要跑了，由我负责。”郭签名照办。
出了看守所，就到专署要人，专员邓吴明因事他去，不在阜阳。副司令范用九和我见的面。我说明路的情况，范说：“请你写个字据，我马上释放他。”我说“这样办不妥当，人还没有审问就释放，恐怕有影响。不如叫法官出面审问，我派人找个店保，你批示一下，当众释放。这样你我都有余步……”范赞同我的意见，路秀峰当天即被释放。
为了给地方上像胡致远那样的官员一些颜色看，我举行宴会招待路秀峰夫妇和他七弟。晚上又陪同他们到民众会场（现人民剧场）看戏。押送路秀峰的士兵也有不少在这个剧场看戏，当看到被他们押解法办的大汉奸路秀峰，大摇大摆地走进剧场，在雅座上看戏时，真感到莫名其妙。
路秀峰在阜阳逗留了一天，即去合肥向军统局安徽站报到，不久，路又被任命为安徽省保安司令部里的科长。一个大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要员。那个不知内幕的胡致远，过了一个多月，还来阜阳催办此案，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解放后，路秀峰被叛无期徙刑，七五年蒙政府宽赦，现居住在南京。
四、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当时，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桂系统治整个安徽，但李品仙不但不能拒绝军统在安徽境内的活动，军统局还在他保安司令部内设立了一个调查室。安徽站部却设立在另一个地点，以防李品仙有所捣乱和暗中破坏。我在四三年曾到立煌（现金寨），去见站长翁一揆（兼调查室主任）、副站长焦金堂。当时站部就设在一个偏辟的小山窝内。他们豢养了十几条大狼狗，连我进出，都要由站部人员陪同，不然，狗就会咬人。

一九四一年，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而他所统率的三十-集团军和十九集团军却只能驻在临泉、太和一带，阜阳仍是桂系势力。戴笠和汤恩伯都是浙江人，又都是燕介石的嫡系，两个人的私交关系很好。为了便于控制整个阜阳地区，戴笠把军统局阜阳组（原属安徽站）划拨给三十一集团军调查室领导（时间不长，又划给安徽站），这样汤恩伯就可名正言顺的用军统来控制阜阳。他在临泉办一个“中美训练班”，由军统特务周麟祥负责，训练的特务，分配到淮北各地，为他当鹰犬。他还在界首设立一个“沙河警备司令部”，为什么不用“界首”，而用“沙河”，就意味着他要管理整个沙河流城。

当时在阜阳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阜阳地方法院内有一个叫牛锡朋的法官，涡阳人。有一次，他的一个外甥来阜阳看他，在城内闲玩，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说了些什么，突然失踪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失踪就味着被绑架或死亡。牛锡朋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到处托人打听。专署教育科里有叫宁亮夫（阜阳人）的，他知道我的一点情况，就陪同牛锡朋来找我。我考虑一下，可能是汤恩伯派到阜阳的党政大队干的。因为它们是汤的帮凶，为汤在阜阳排除异己，消除障碍。于是我到党政大队找到一个姓杨的队长，经过交涉，释放了牛锡朋的外甥。
以上仅是简略的举一些事例。
军统组织内部，控制很严，只有纵的关系，不能随使发生横的关系。上下级联络，多用密电码进行电台通讯。
如军统向本部，省站与组部，平时是逐级进行联系，有急事才能越级。对不大重要的文件，用一般的书写，信封上用火漆封口，加上印章。来往都用化名，不用真实姓名。
国民党邮局有规定，如火漆封口的信件遗失或毁坏，经办人要受处分。重要的文件，密电码写，文件到达后再译出来。组部与各地情报员联系，如由交通员传递，绝对不许拆看，违者以纪律处分。如阜阳组与驻亳县日伪区内情报员联系，多用密码，交通员取回来，再用反映的东西显出字迹。
下边往小组，省站，局直接写的报告，根据质量分为三等，用甲乙丙三字注明。如有人证、物证、时间，并确实重要的，即写一个“甲”字；如只有七八分把握，证据不甚充分，则写个“乙”字，对一般的人云亦云的消息报告，则写个“丙”字，以利上级对情报的判断与参考。
对来往文件中的“月”份，也有一套规定。比如一、二、三、四、五、六个月份，用“恪、遵、总、理、遗、教”六个字来代替；或用“实、行、三、民、主、义”六个字，总之有灵活多变，随时更换。
我本人在阜阳解放后，到芜湖一一O师廖运泽、廖运升部任军统随军组长，在地下党方向明、张公侠等同志的指引下，策划廖部在守江防时，作迎接解放军渡江的准备工作，后在浙江义乌随一一O师向二野起义，走向光明。现在我虽年逾八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本文作者系蚌市政协委员）

资料来源：
《阜阳史话》第三辑(推测为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