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七公子杜维善口述历史：我父亲有钱以后，就是买房子买地

显示全部楼层 · 2024-8-2 18:56:39

有了钱，就买房置地
我父亲那个时候的观念和其他人一样，有钱以后，就是买房子买地。这是个老观念，现在的国内和海外很多华人都还有这个观念。杜家在上海的房产地产很多，包括中汇大楼，后来成为上海博物馆的旧址。具体有多少，我们也说不清楚，因为很多都是我父亲买的，写他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

我认为房子多、钱多又怎么样呢？到后来，我父亲的房产都被政府没收了，因为，差不多所有的房子，都是写的我父亲的名字。

我父亲曾经给我的庶母孟小冬，在北京购买了一套四合院，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那套四合院是在贡院西街，她也没怎么住。孟小冬房产没有写她的名字，写的是我的名字杜颢，这是我的另一个名字，这是因为孟小冬很迷信，我会在后面分别讲到。

我是孟小冬的义子，所以，这套四合院几经波折，侥幸留了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没收了这个院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政府把房子退还给我们，但是，我们只是拿到了一个房本而已，房本里注明有二十五间房子，建筑面积四百六十七平方米。那些房子，现在还是别人占着、住着。说起来，这套房子还是名人旧居。据说我父亲在购买之前，曾经是著名法学家梅如缴在北京的旧居，1946年，梅汝墩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赴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对日本甲级战犯定罪量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再说这个院子是个中西合璧的院子，院子内的主要建筑是一个两层洋楼，门前有高高的台阶，旁边有一些附属房子。我听说在政府没收这个院子以后，陆续搬进了十几家居民，院子里盖了很多违章建筑，作为厨房等使用，完全破坏了原来的设计和结构，成了一个大杂院。我们多次通过法律程序，申诉和要求实现我们的权利，虽然法律明确了我们拥有院子的所有权，但是，这样那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非常难于解决。古人讲落叶归根，我们想回到故乡居住的愿望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
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没有厕所
我父亲一直住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很有名的公馆。当时是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公馆，一个是我父亲住，另外一个就是张啸林一家子住。为什么建两个一模一样的房子呢？也不完全因为父亲和张啸林是拜把兄弟，当时，就是讲，我要起房子了，你顺便也一道起一个吧！就这样，造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房子。
有的书上讲，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是黄金荣出钱出地给盖的，这是不对的。黄金荣因为露兰春与卢筱嘉的事，得罪了浙江军阀卢永祥，后来是我父亲救出黄老板，所以，黄老板表示感谢，将这片地给了我父亲，造了杜公馆。其实，杜公馆的房子跟黄金荣没关系，就是我父亲自己盖的。我父亲跟黄金荣，没有跟他的太太林桂生来得近，黄金荣小气得很，没有那么大方的，杜公馆比祠堂建的还早。
当时华格臬路的老公馆，包括一模一样的张啸林的房子，房子是老式的格局，跟上海、北京过去传统的老房子差不多，就是按照一进、两进、三进的方式建造的，那个时候没有说住洋房的。两套房子里都没有厕所，都是用马桶。那时的上海，家家户户都用马桶，每天早上，粪车来收马桶。不要小看这个行业，每天去拉粪，这是大事，过去，这个行当不叫掏粪的，叫"米田共"，是专门有人来经营，别的人还插不进手来，不是谁想干就可以干的，跟黑社会有关系，每个帮派占领一条街，如果吃不开的，这条街你就进不来。做拉粪生意的人多数是帮派里的人，即便不是，也要找个帮派来保护他们，要收保护费的，没有付钱，休想来这条路收粪。收粪的车每天必须得来，否则马桶要满的，没地方倒，也没地方放。他们拉了大粪，还掺水，拉到乡下去卖钱。所以，掏大粪是可以发财的。不过，那个时候，对这一行看得比较低一些。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回上海的时候，很多家里还是用马桶的。

抗战期间，我父亲去了重庆，基本上不住在老公馆。我母亲和二楼太太去了重庆，三楼太太在英国陪着三哥、四哥，偶尔也回国到重庆。所以，老公馆就是账房黄国栋和下人住。

解放以后，老公馆被政府没收。至于老公馆干什么用了？是谁在里面住？我们完全不晓得。我1979年第一次回上海，提出要看看老公馆，统战部的人不让看，至于为什么不让看，他们也没说原因，就是讲不方便，可能那里改成了工厂了。政府把隔壁的张家，张啸林的房子也没收了，一打通就很大了，正好做工厂。

前几年，我看到的一张报纸，讲到了老公馆，好像是在八几年被拆掉了。有个有心人出钱，把一些砖瓦木材和内部陈设都标好了号码买走了，放在苏州的同里，后来在上海的嘉定，按照老公馆的样子，重新盖起来。不过，重新盖个杜公馆，没那么简单。真的盖起来，那就是现代的杜公馆了，对外开放，作为旅游参观。
杜美路的杜公馆，从来没住过
我父亲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又造了一个新公馆，后来，那个房子转给了戴笠，作为军统的上海站。抗战胜利以后，好像是卖给了美国领事馆。现在是上海东湖宾馆，有的电影拍杜公馆，选的是杜美路的杜公馆，而不是华格臬路的杜公馆。那个房子完全是洋房式的，设计就是前楼、二楼、三楼在一起，每一个太太有一块地方分开住，不像老公馆的一进、二进、三进的中国式的房子。当时在旁边还造了其他的房子，就是金廷荪和顾嘉棠的房子。后来，政府把这个房子改成了宾馆，整体建筑基本没变，只是稍微有点改动，把两个地方连接了起来，就是现在的东湖宾馆。
现在，有的书里说杜美路的杜公馆，是金廷荪造的送给我父亲的。抗战的时候，金廷荪得到了我父亲的关照，销售政府的航空债券，赚了一大笔钱，他为了报答我父亲，就造了这栋房子，送给我父亲。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个房子就是我父亲拿钱出来造的，我父亲怎么会让金廷荪送呢？金家和杜家是亲家，金家公子金吉元娶了我二姐杜美霞，他们是长辈们指婚，从小定的娃娃亲。杜家与金家很可能会有生意上关照，但是由金家出钱造房子是不可能的。我父亲那个时候不缺钱，更讲义气、重面子。

杜美路的这个新公馆，我父亲根本就没有住过。即便是抗战胜利了，我父亲从浙江回到上海，临时没有住处，也只是住到了邻居顾嘉棠的家里，也没有住新公馆。这个事情，我们印象很深，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去看望我父亲的。顾嘉棠的房子，就在新公馆旁边，顾家的房子是很大的、非常大。顾嘉棠是小八股的核心，势力很大。
这就很奇怪了，他住在隔壁顾嘉棠那里，也不住在自己家，这里面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理由，恐怕只有我父亲自己知道了。据说当时有个风水先生对我父亲讲那里的风水不好，我父亲比较迷信，就一直没住。所以，一般说杜公馆，指的都是华格臬路的老公馆，杜美路的这个新杜公馆，跟我父亲的关系不大，所以很少提到。
我母亲住十八层楼公寓房

我母亲从第一天进入杜家，就没有住在老公馆。开始是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后来搬到了锦江饭店十八层楼的公寓房，一直住到1949年去香港之前。当时的锦江饭店有两部分，南楼是十三层，北楼是十八层。我母亲住的是北楼的706号房间，这十八层楼是个洋房、公寓房，我印象很深，现在都画得出图来。房子大门口的入口走廊很深，一进去就是一间房间，再里面是饭厅、客厅，最里面有两间房间，实际上是三间卧房，在主卧房外面有个阳台，阳台通着客厅，是典型的新式风格公寓房，不像老公馆使用马桶，这个公寓房里面已经有抽水马桶了。

但是，我们只有在抗战期间和胜利后住在十八层楼，之前我和我弟弟维嵩都是住在奚家，一直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奚家的房子就在老公馆对面，也空着，孟小冬的养女杜美娟，有的时候从北京来上海，十八层楼没地方住，也是住到奚家来。
奚家就是写《思古楼记》的地方

奚家，就是我的私塾陈微明老师在《思古楼记》里提到的那个地方，这个《思古楼记》的细节我会在后面单独讲到，这里就不细说了。奚家就在老公馆斜对面，院子很大，还养着仙鹤，有很多房子，他们自己住一套，旁边还有一套，再有一套房子就是给我们住的，都在一个大院子里。奚家夫妇是大姐的干妈干爹，在上海是有名望的大家，那个时候大家都熟得很，就说"我的房子空着，你来住嘛！"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搬进去入住了，也不算是租的。我们住的是整个一个楼，那是个老式的建筑，楼上、楼下都给我们用，下面是客厅饭厅，还有厢房，楼上才是睡房卧室。奚家的房子和老公馆一样，也没有厕所，要用木制的马桶。那个时候，我和我弟弟维嵩，还有阿姨，就是《思古楼记》里面提到了的阿姨，这个阿姨，跟大陆叫阿姨的性质不一样，她是我母亲的表姐，是真正的姨姨、亲戚。陈老先生描写了书架上摆满了经史子集的书，就是我父亲送给我的《四部丛刊》，那个时候蔡子玉天天来，教我写字。
莫干山和杭州别墅，重庆汪山的房子

我父亲在杭州西湖边上和莫干山里有两个别墅。西湖边的别墅，位置非常好，紧挨西湖，房子也漂亮。章士钊，字行严，我们都称呼他章行老或者是行老，章行老专门为这个别墅题字"桥西草堂"，我想行老是借用成都"杜府草堂"的含义吧！另一个别墅，就是莫干山别墅了，我清楚地记得莫干山别墅，我头顶上有个疤，就是小的时候在莫干山，我坐摇椅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头磕在了一个钉子上，从此留下来的疤。在陈定山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文章里，讲到在莫干山有两个别墅，一个是张啸林的，一个是我父亲的。我父亲每年夏天进山避暑，就把陈定山和其他文人请来，在一起聊天，陈定山在我父亲灵亲移葬台湾时，写了"迎月笙先生灵亲归葬国土"，里面讲到："当抗战前，君（指杜月笙）每夏，必至莫干山避暑…．所携，则皆诗文士风雅友也。余（指陈定山）数与君共晨夕，文酒无虚日。"

莫干山的别墅，现在是莫干山宾馆了。大姐有一次去那里，看到在大厅正面写着一个巨大的"杜"字，大姐还在前面照了相留作纪念。

抗战八年，我父亲大部分时间是住在重庆的汪山，那个房子是租康心如的，就是那个跟我父亲赌钱输了银行的康心如。章行老一直和我们一起住，我父亲不仅付自己的房钱，行老的房钱也是我父亲付的，那个时候，我听见母亲讲到这个事情。

汪山的房子是这样布局的，一层一进去是个很大的客厅，左边就是章行老的房间，右面是我父亲的卧室，旁边是楼梯，上面是个尖的房顶，一上去，第一间是行老的儿子章可的房间，第二间就是我们睡房，第三间是另外一个人，姓潘的，潘什么，我都忘了。我跟我弟弟维嵩，还有阿姨住在楼上面。楼下还有两个房间，饭厅、厨房都在楼下。行老房间的对面，有一个小房间是我大哥住的，大哥没待多长时间，我的五哥有的时候回来了住，因为五哥是在成都军校学习，成都军校就是黄埔军校，抗战时迁移到了成都，就叫成都军校了。
"再有钱，不要买房子啦！逃难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

上海沦陷以后，我父亲离开上海到香港、重庆。我父亲绝大部分的产业包括银行、工厂和公司都在上海，特别是在上海置办了很多房产。买房子买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财产。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上海以后，一间房子、一寸土地也没有办法带走。我们全家四处逃难，这些房产是不可能带走的。
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于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有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有了钱就要买房子置地产，但是，地产是动不了的、带不走的。如果我有机会和我父亲面对面的谈话，我第一个是要跟他讨论愚忠的问题，第二个我要跟他讨论的就是不要买房子买地，置办一些可以随身携带走的财产更方便。

后来，我父亲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再有钱，不要买房子啦！逃难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后来我父亲到了香港，也只是租的房子住。

【杜维善（1933年12月16日－2020年3月7日），系杜月笙最小的儿子，排行老七。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曾荣获上海市白玉兰奖。】